佛教於社會，本居於超然地位，所謂與世無爭。但因受滿清政府歧視與壓迫，遂激起僧青年自覺自救，滿清政府既准自立學校、自保寺產，各省既有興學的風氣，經常接受社會知識的僧青年，因而受到革命思想渲染，而革命思想，便無形中浸入佛教僧青年腦海。由於佛教青年身雖出家，但其血管裏所流的血液，仍與中華兒女同一血源，在愛國不讓人的熱情鼓舞之下，追隨先烈參加國民革命的僧青年，不知凡幾，苦於身邊資料不足，今舉一二最顯要者，簡敍於次：
一、黃宗仰字中央，法名印楞，別號烏目山僧，常熟人，俗姓黃。生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歿於民國十年七月(一九二一)，得壽五十有六。師幼年，就讀於翁同龢氏，二十歲旋依常熟三峯寺藥龕出，受戒於金山寺。精研三藏，兼通英、日文。善書畫詩詞。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應上海富商羅迦陵居士請至滬上弘法，得與當時名流接觸。一九○一年，目覩清廷腐敗，及受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啟發，即參加革命，遂與吳敬恒、章太炎、蔡元培、蔣智田、鄒容等，組織中華教育會，後繼蔡元培氏為第二任會長，兼任編蘇報，鼓吹革命，啟發青年思想。一九○三年，清廷查封蘇報，章太炎、鄒容被捕下獄。宗師名列通輯令內。吳敬恒、蔡元培等已逃亡國外，宗師得羅迦陵資助，亦相繼逃亡日本。適孫中山先生自越南蒞橫濱，宗師趨前晉謁，獲識中山先生，因而建交，抵掌而談，深荷器重，旋加入同盟會，革命大計，得參與密議。是年秋 國父欲赴檀島，因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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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資，宗師傾囊資助，慷慨資助革命，深得 國父讚揚。白此宗師與 國父書柬往來不絕，商策革命大業，民前八年， 國父自檀島致黃宗仰書云：
中央上人英鑒：橫濱來函，已得拜讀。弟刻在檀島與保皇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則竟自稱其保皇會為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已歛財百餘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為滿洲之奴隸，罪通於天矣。可勝誅哉!弟等同志向來專志於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不能辭也，今當乘此餘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對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
大安 弟中山 謹啟 寄信地址：
Dr. Y. S. Sun.
C/O Mr. Ho. Fon.
Bishoh Bank
Honolulu.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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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前八年， 國父覆黃宗仰述在美掃滅保皇黨情形函云：(註四)
中央上人大鑒：頃接來函，敬悉一切，深惜同志近日困窮如此，不禁浩嘆。弟近在苦戰之中，以圖掃滅在美國之保皇黨，已到過五、六處，俱稱得手。本擬通游美地有華人之處，次第掃之，大約三、四個月後，當可成功。保毒當梁賊在此之時，極為興盛，今已漸漸冷淡矣。掃之想為不難，惟是當發始之初，而保黨不無多少反動之，因此有一二康徒極恐彼黨一散，則於彼個人之利益，大有損失。故極力造謠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門之勢力極大，但散渙不集，今已與各大佬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成為一氣，然後可再圖其他也。故現時正在青黃不接之秋，當無從為力，以兼顧國內及日東之局面也。大約數月之後，當有轉機也。幸致慰在東國同志，暫為堅守，以待好機之來，除洪家之外，弟更有數路可以有望，以圖集力者。惟成敗未可必耳。前挪上人之款，今當無從歸趙，請寬以月內之期，想能付還也。已另有函致黎公矣，意亦同。上海同志近來境況志氣如何?東京留學又如何?聞陳夢波已在橫濱立一館地，欲聯絡各處志士，此意甚美。未知現辦成如何?能與此地致公堂通消息，互相照應，則來往船上之人，盡可招集也。上人在東有暇，亦望與此地致公堂並大同報館消息，以鼓舞人心，則更可增多勢力也。此致，即候大安
弟孫文 謹啟
西六月十號、加利科你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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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 國父對宗師極為器重，宗師旋於日本復刊江蘇雜誌，啟迪民心，促使清廷瓦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始自日本返滬，創辦上海愛國女校，並主印頻伽大藏經，得八千四百十六卷，宗師不獨獲國父倚重，患難稱交，劻襄革命，實為中華民國開國的元勳。
辛亥武昌起義，南京光復， 國父自海外歸來，國內華革命同志雲集滬上迎接國父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務。宗師亦寓行列，國父曾獨與宗師密談，並約宗師同赴南京，參加政府輔助國事，宗師竭誠婉謝。次日，上海北站歡送 國父赴京後，隱居山林國父每欲召見不得。於此期間，宗師曾上書中山先生，邀遊金山寺，其書云：
中山先生偉鑒：別來瞬經三稔，賊人肆虐，公遊海外，僕隱山林。迺者，天相中華，神州再造， 自由不死，幸福有歸矣。前讀滬報敬悉公以國務餘暇，漫遊西湖南海，豪情逸興，不減曩年，幸甚!
近躬何似?金山亦係京口名藍，僕誼屬故人，曷勿杖策一遊，不惟可助逸興，且得舊雨重懽，藉傾積愫，想公遊興未闐，當能慨允，惠然蒞臨，掃徑以待。即請賜復，並頌
鈞安
不慧宗仰合十、九月二十三(見佛門人物志)
中山先生曾於民國五年遊南海普陀山，書中云：「漫遊西湖南海」，宗師上中山先生書，當在遊南海後，亦即在民國五年以後。中山先生曾否至金山遊覽，未見記載。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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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持南京攝山棲霞寺，中山先生首捐銀幣壹萬元，助其修建之用，其與宗師私誼之篤，於此益見。
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委員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恒、邵元沖、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以宗師有功於國家，夙著勛勞，乃聯名呈請政府明令褒揚，文曰：
「自滿州入主中夏，民族意志，久已銷沉，我總理天亶聰明，淪胥是懼，大聲疾呼，喚醒民眾，一時革命思潮風起雲湧不可遏抑，用集大勛，此在世之志士仁人凛興亡有責之義，原不容馳。其負荷至方外，清修自可，無興復大業，而竟有深明大義，竭智盡忠之同志出，其間如中央上人其人者，實為難能可貴。按上人少即祝髮為僧，庚子以後，憤慨國事，屢從事於愛國運動，迨蘇報案作，身遭名捕，東渡日本，適總理來自南洋，因而深見，傾心相事，輸助資財。今總理在美洲檀島所與手函二通，為言掃除皇黨反動勢力，及聯絡各地洪門情形，望其多通消息，多寄書報，於各處機關。即知其在當時涵濡主義，參與密議，有非尋常所能仰企，函內並有許以歸還用項，則其身非富有，急公好義，國爾忘私，亦可概見。
光復以後，在事同志，多致通顯，上人獨甘沉寂，不復與聞政治，遂與世隔。自民國八年，諸山推任江寧之棲霞寺，披荊斬棘，重整宗風。不幸於民國十年七月圓寂，葬於寺之附近，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聞義必先，避名若浼，實佛門之龍象，亦吾黨之瑰奇。中央崇德旌忠，宜有褒卹，擬請撥給款項，修其墳墓，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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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政府撥國幣伍仟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持修塔立碑事宜。」民國以來，沙門尊宿，獲國家褒典者，宗師為第一人也。
二、李棲雲湖南人，弱冠出家，嘗依八指頭陀參學五、六年，又赴日本留學速成師範，參加孫中山先生同盟會，其與徐錫麟、秋瑾女士等回國潛圖革命，在紹興秋瑾所設學校任教員，時以僧裝隱居僧寺，亦時短髮，西裝革履，遂招人猜疑。不久，被捕於吳江縣(約在光緒三十二、三年之間)，轉解蘇撫。蘇撫亦湖南人，乃八指頭陀詩友，太虛大師乃棲雲之志友，因而力懇八指頭陀向蘇撫疏通保釋棲雲。
宣統元年，棲雲邀約太虛同赴廣東活動，棲雲與革命黨人往來甚密，談論革命殊為激烈。「一時海幢有湘僧紫林者，有豪俠氣，胆壯力健，為寺眾所憚，紫林與棲雲每痛談排滿，余因亦識之。」(太虛全書一三○八)。太虛與棲雲同至廣州，太虛在白雲山雙溪寺安住，專以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遊，棲雲則寓省城浮印寺，時與革命黨人往來。次年，廣州黃花岡一役後，官廳與革命黨相爭益迫，棲雲有由越南輸入槍枝的密函，為官方查獲，從四處逮捕得李棲雲等多人，寄押海南縣民事待質所，又於棲雲處檢得太虛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詩一首，因而太虛亦列入逮捕之內。據太虛自傳謂：
「此詩被認為有革命黨嫌疑，曾揭載粵、港、滬各新聞紙，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的標題者，我已從白雲山雙溪寺退居城內江西會館。粵吏猶以我為雙溪寺住持，發兵兩營上山圍捕，我在城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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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報，匿居潘達微平民報館中……我乃從容的安然返滬。(註五)
由此得知太虛大師亦為革命黨關係人之一，棲雲釋放後，並與太虛同赴南京，就讀楊仁山居士所主辦的祇洹精舍，據太虛自傳謂：「與我同進去的，有棲雲、了悟、善亮共四人、上年開學時，已有仁山、惠敏、開悟、邱虛明、智光、觀同等等，先後約十餘學生，棲雲、了悟，不久即他去。」棲雲短小精悍，胆大辯捷。光復後，隸陳烱明部下為團長，又曾任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由於棲雲以和尚身份參加革命事業，缺少系統的記錄。僅從「太虛自傳」中獲知其梗概，實為早期參加革命工作者。
三、太虛字唯心，浙江崇德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歿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得壽五十有九。
宣統元年，太虛與栖雲同至廣州，初為廣東新闢一家叢林，有創辦全省僧教育會建議，因此，為協助組織僧教育會。是年夏，粵僧誌光及曾少皥、鄒海濱、潘達微，發起於華林寺迎月賓及棲雲、太虛宣講佛學。當時社會名流因研究佛學關係，而與太虛交往者，則有鄧爾雅、林君復、夏同和、鄒魯、葉夏聲、陳靜濤等，而太虛因受好友華山革命思想及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鼓勵—傾心於革命事業。據太虛自傳謂：
「就其(華山)所携者，有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子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冊各國地圖，讀後，於嗣同仁學，尤愛不忍釋手。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人救世的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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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勢將不復能自遇，遂急轉直下的改回真向俗的途徑……我初遇於平望小九華，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動，傳閱民報與新民報的辯論，及中山先生所講三民主義，鄒容革命軍等，但我初不為稍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場，只因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而已。」—太虛自傳一九二頁—於此可知，太虛大師早期受革命思想啟發，而受其鼓勵者很大。茲據羅落花「太虛大師軼聞」約略道及：
「太虛法師之南來也，在建國前一年(二)年，爾時吾黨雲集廣州，圖屋清社。師……偕吾黨出生入死，寄錫白雲雙溪寺……憶余之謁師也。…於鄭仙祠，似十一月之夜。……朱執信、鄒海濱、葉兢生諸先生，挈余繞十八洞行。……至山，門虛掩，昏無人焉。吾輩曲廊，……廊盡，荒院數楹、琉璃燈一點，黯黯欲滅，趨前，從紙窗內窺，見有擁破衲，披斗蓬之黃面瞿曇，兀坐於室。海濱先生曰：此即太虛師也。余齒稚，第知從諸先生後，挺身擊殺韃虜，密與之謀，未之敢預也。諸先生與師作耳語，余則立風簷下，延佇有無瞰我者，昏燈如霧，余隱約辨師為三十許人，惡知是時師才二十許耶。」(註六)
太虛大師早參與革命各種密議，旋以黃花岡詩，險遭逮捕，該詩久已遺伕，陳靜濤猶憶及其初四句云：
「南海城裏起戰爭，隆隆砲聲驚天地，為復民權死亦生，大書特書一烈字。」
太虛以廣州革命起義失敗，急退雙溪寺住持，移居江西會館，因官廳偵查革命黨甚急，太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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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遭不測，頗有韜晦之意。其雜感云：
「書劍聚成千古恨，英雄都化雨間塵，從今刪却間愁恨，臥看荒荒大陸淪。 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露光芒。」
太虛大師，因弔黃花岡詩，險遭逮捕，已如前述。民國建立，大師專意以佛法救世，不復直接參加革命工作，而從事佛教革新運動，其與國父所持之志願，實不謀而合。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一以救人救世為職志。二者立場雖不同，策略也不一致，但其目的則一，以促進中國富強康樂、世界大同、人間淨土。其次，參與革命事業之僧徒，則有玉皇諦閑等人。據太虛自傳謂：光復南京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直接參加革命軍的，上海的一支，即由靈隱寺玉皇率領，參加攻打南京聯軍，紹興亦編成數百人，由開元寺鐵巖盡捐寺田數百畝為軍餉，以成立紹興革命軍，推諦閑為統領，自屬其部下為營長。可見當時革命思想，早經浸入佛教僧徒思想矣。鐵巖於民國二年革命失敗後，不能立脚紹興，開元寺另換住持，鐵巖不得已復其俗姓以許鐵巖隱於革命黨中，至民國五年，反袁稱帝謀浙江獨立，被殺於杭州，後葬於西湖玉泉寺畔，題「許烈士鐵巖之墓」(註七)
以上所舉，係屬僧徒參加革命事業最顯著者。另有杭州白雲庵意周和尚參加革命工作，詳於本書二十五章，恕不再贅。其餘僅傳聞其事，因限於資料不足，無法詳述。
註：
註一：見日人牧田諦亮著：「中國近世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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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見同前。
註三：見「上海縣續志」。
許四：見「國父全書」。
註五：見「太虛自傳」一九五頁。
註六：見「太虛年譜」四四頁。
註七：見「太虛全書」：「人物志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