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維新，雖然帶給佛教無限的困擾—廟產興學—但也帶給佛教僧徒一個自覺自救的機會。那就是依照滿清政府的指令，各省縣成立僧教育會，以佛教寺產來興辦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材，這在滿清政府來說，猶不失為一開明政策。各省縣佛教首腦人物，亦知非興辦學堂，不足以保護佛教寺產。當時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辦僧學堂，揚州僧文希於揚州天寧寺設普通學堂，浙江寄禪、松風、華山、北京覺先等亦設立學堂，南北呼應，成為當時各省僧教育會，興辦僧學的領導人物。但其所辦學堂，大抵為國民小學及僧徒小學，即如浙江普陀山僧教育會在定海所辦國民小學，定名「慈雲」，普陀僧眾小學，取名「法雨」，迨至民國二十年始改為「普陀佛學院」，不二年停辦。江蘇泰州所辦「儒釋小學」，由智光主持。那時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也有，僅擁有虛名，亦復不少。如日後各省興辦佛學院一樣，都以保護寺產為目的，並無意興辦教育。就中僅有江蘇省僧教育會組織較為健全，其所辦僧師範學堂，頗有成績。茲簡述如次：
第一項 揚州之普通僧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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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揚為蘇省佛教重鎮，鎮江之金焦二山，不僅規模宏偉，為東南佛教名剎，馳名天下，而收藏歷史文物古蹟，足以為全國之冠。揚州與鎮江僅一江之隔，聲氣相通，揚州擁有二十四家叢林寺院，天寧寺為首剎，原為晉朝謝氏公祠，為佛陀跋馱羅翻譯六十華嚴的勝地，故於佛教史上居極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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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文希於光緒三十二年於天寧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其辦學的動機，意在保護寺產。所以其教育經費，全由鎮揚佛教各寺負擔，除授佛學課以外，並授英文、日文。日文，由日人道揚居士擔任，入學僧青年，僅有仁山、智光等二十餘人。顯見當時僧校風氣，尚未開展。同時，百日維新失敗後，清廷獎勵興學，並紛紛派遣東西洋留學生，接受外國新知識，出國留學，要以赴日本留學生最多，多達一萬三千餘人。反對清廷之革命黨人與康梁等維新派人士，多避居日本。僧文希因與日人道揚居士朝夕相聚，得悉日本佛教教育進步的實況，頗有東渡考察之意，以為改革中國佛教僧教育的借鏡。其用意與動機，本無可置議。無奈鎮揚佛教諸山首領多屬保守頑固份子，本來無意興辦學校，而興辦學堂，只是一種手腕，其目的在保護寺產，並無意興辦教育，造育僧材。因此，對文希本抱猜忌態度，今聞其將欲東渡日本考察佛教，更具戒心。因為日本佛教，雖由中國傳去，但日本佛教早經變了質，實行真宗化，公開娶妻吃肉，行同俗化，而與中國佛教傳統制度背道而馳，並無考察之必要。以保守派眼光來看日本佛教，猶如清廷視革命黨，似同洪水猛獸一般。所以當文希東渡的前夕，由揚州渡江至鎮江，當晚息宿萬全樓客棧。擬明日乘京滬早車赴上海，轉往日本。鎮揚佛教諸山獲悉文希明日東渡，隨向當地警政機關告密說：文希假赴日本考察佛教，實為勾結在日本革命黨人，企圖不軌。當時警政機關聽說革命黨三字，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如臨大敵，隨將文希逮捕，經兩江總督判為終身監禁。而揚州普通學堂，從此停辦。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第一所僧學堂，因新舊思想的分歧，自相猜忌、嫉妬、破壞，以致停辦。文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始從江西石埭縣監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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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陵祇洹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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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山居士，先於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成立金陵刻經處，專刻佛經流通，以廣宣傳。因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於光緒二十一年來上海，遂與楊仁老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教，以為傳布佛教於世界。楊仁山受此啟發乃於光緒三十三年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數人，研究佛學及漢學，除佛學及國文外，並授以英文，以為進修梵文及巴利文之根基。楊仁老自講楞嚴經，蘇曼殊教英文，當時入學緇素，則有梅光羲、歐陽竟無、邱虛明、仁山、太虛、智光、觀同等。雖僅十數人，卻為日後五十年來之中國佛教領導人物。其經費全由楊仁老自己負擔，因經費支絀，不二年停辦。其為時雖短，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於佛學發揚，或教育施設，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於此。
第三項 南京僧師範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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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普通學堂停辦後，兩江總督端方，雖屬滿人，但對佛教興辦教育，頗多支持。以文希既經監禁，可無慮革命黨，但對佛教教育不能因此而停辦。於是飭令江蘇省僧教育會要繼續興辦教育，乃於宣統元年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校，其入學程度，顧名思義，即在培育佛教師資人材，故入學的程度，均較以往為高，聘請國內第一流的法師主其事——月霞、諦閑兩法師相繼主任教務——所需經費，乃由江蘇全省佛教寺院共同負擔。入學僧青年，則有仁山、太虛、觀同、智光等。越二年，辛亥革命成功，遂又停辦。歷時甚短，但所培養的人材，多為日後中興佛教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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