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士在華傳教事業，自雍正以來，直至鴉片戰爭，在法律上，一直是禁止的。但自道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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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八四四年)，中美、中法五口通商條約簽訂。准許美、法人得在條約口岸建立教堂傳教，雖可公開活動，但仍無特殊的權利。因此，各傳教士態度尚稱謹慎，而與中國人民尚能和睦相處，亦未發生若何衝突而造成嚴重教案。那知到了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並准許西方教士在中國內地傳教權利;咸豐十年(一八六○)，中法北京條約，又給天主教以收回以前禁教時被沒收的教產，及在中國內地購買土地設立教堂的權利。於是情況大變，自此各地傳教士就利用治外法權身份，利用本國外交，及武力為後盾，不僅教會事業飛躍的發展，而傳教士態度益發飛揚跋扈，他們目睹中國文武不備，文明落後，自詡為傳播文明開化野蠻民族自居，於是激起國人憤怒，反對教士，不斷發生驅逐攻擊，或殺害教士和教民，拆毀或焚燒教堂和教民住室等嚴重教案。就中以貴州、開州、江西南昌、湖南湘潭、四川重慶、四川西陽州、貴州永寧州、江蘇揚州、安徽安慶，以及天津等為最大教案，但各地教案無一不導自傳教士態度蠻橫，激起民眾仇視與憤怒所發生。茲將國人反教言論及西方教士迫害的事實，分別敘述於次：
第一項 國人排斥教會之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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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是以孔孟思想為核心，二千多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的社會民心，形成一個道統。由於這個道統的承啟，中華民族才能保持他悠久的文明生活。西方宗教傳入後，對中國文化思想形成一個尖銳對立的態度。同時，西方教士在華傳教事業中，顯然含有充分政治、文化、宗教侵略的特性。他們以武力取得在華傳教的權利，並以砲艦為保護此項權利的施行，因此，傳教與軍事侵略的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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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不平等條約之中，而帝國主義保護傳教與發展國家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影響力及提高國家聲望等相互聯結，因有這種因素在內，而教士身份地位特殊，竟然干涉教民與平民的爭訟。地方官吏往往抱息事寧人的態度，不問是非曲直，總是讓教民滿意而去，而良民受到欺壓，無法伸冤。因此，有些流氓地痞人所不齒之徒，亦都加入教會，以教會作護身符，橫行鄉里，魚肉善良。由此教會人士愈加複雜，以及教士態度蠻橫所給予國人種種壓迫，招致知識份子或官紳一致仇恨與反對。
(一)蔣敦復，是上海名流，曾在英國教士慕維廉(WilliamMuinhead)家中做過教師，他目睹上海在外國人的影響下所呈現的繁榮、奢侈與風氣墮落，以及外人傳教的動機，以種種卑鄙手段引誘中國人信教，用心叵測，危害國家，感到萬分痛心，他說：「西人必欲行其教於中國，其用意蓋有在矣。中國之人未有信教也，彼固知之。是其術焉;施小惠，使饜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深惑其心志;變易肺肝，溺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吾說之是從。天下無事，或伏於莽;一旦有事，入吾教者，皆會合響應;使其叛其長者，嗚呼，是禍中國也。(註五)
(二)王炳爕對新舊等經典都曾讀過，在李鴻章幕府甚久，其與曾國藩、丁日昌等都有過從。對於西方教士在華傳教，危害國家民族，深惡痛絕。他所著「正教」四篇。力主尊崇儒教，駁斥異教，深得李鴻章贊賞，他在正教四篇中追憶英法聯軍之前的情況說：
「自道光二十一年間，海疆用兵，大吏多望風逃避。外洋覬覦中國之心，於是益急。和議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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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洋人在東南各海口通商，遍立天主堂傳徒行教，然人民畏法者眾，沾染其教，僅止沿海之民，教人猶未多也」。
那知英法聯軍之後，外人勢力，深入內地，國人信教者日多，而國家危機亦愈深。他說：
「咸豐十年，天津用兵，舉戈犯闕，逆燄鴟張，可謂極矣。然竟不敢據有城邑者，誠畏中國人民之眾也。故但要為盟約，以通商廣取中國之財利。即以傳教陰結中國之人心。夫國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為本，豈容他國之人陰為邀結，今既准其傳教，愚民無知，易受籠絡，一入其教，則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國法矣，此其動搖國本者也」。(註六)
(三)鄭觀應曾任洋商買辦，深知西人傳教的用心，他說：「非惟欲服中國人之心，兼為洋商之偵探也。」(註七)
(四)薛福成薛氏與曾國藩、李鴻章的關係，都很密切。曾任駐法領事，對於西方國情有深刻確切瞭解。他對基督教在華傳教，極為不滿。同治八年(一八六八)，曾上書李鴻章，指出自教禁廢弛以來，各州縣相繼設立教堂，一般教士用錢財引誘民眾，用藥迷惑他們的天性，使他們背棄人倫，而唯傳教士之命是從。因此深感傳教對國家民族之危害，他說：
中國(民教)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幸也。何也?江民之來盡高於夷也，竊恐數十年後，耳目濡染，漸不足怪，則附之者日益多。彼洋人歛中國之財，啗中國之民，即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膠固盤結，踞我堂奧，暇瑕伺會，猋迅雲合以赴，而洋人糾群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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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闢疆圍，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註八)
薛氏曾大聲疾呼，主張應把握時機，加速籌備，斷然禁教，必要時不惜一戰，這是當時知識份子反教最堅決者。
(五)曾國藩，眾所皆知為打倒太平天國的主腦人物。曾氏之所以能打倒太平天國，因為利用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痛恨「外國人」的情緒及一般迷信洋教的心理，誠如薛福成說，「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即以洋教為號召，上帝為幌子，表面上排滿，實際在推行上帝共產制度，破壞中國文化，燒毀寺廟，打倒佛像，這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及洋教邪說蠱惑所造成的禍國殃民的災難。中國文化的道統，其重心不在種族問題，而在文化問題，曾氏以維護中國文化道統，所以能成此大功。他在「討粵匪檄」中，特別強調此點，他說：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註九)
以上所舉，各人言論，立場雖不同，但却一致痛恨西方宗教危害國家民族，於此可知知識界反教已達到如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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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西教違背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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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知識份子排斥西方宗教，另一原因，就是東西文化的對立。西方教士，違背中國文化的傳統、崇恩報德以及倫理社會制度，而教士却以新舊約神話的傳說為根據，於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大相逕庭。例如西方人不敬祖先，不孝父母，在國人看來，幾乎淪於禽獸之域。因此，當時知識份子為保存中國歷史文化及民族衣冠文明制度，奮起對西方宗教禁止祭祖崇拜偶像，予嚴厲的反擊。
(一)湖南闔省公檄對此加以譴責說：
「該教不敬祖宗及諸神靈，所奉之神，唯𠯿氏而已，行教者為教父，名為黑老爺，奉敬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為𠯿氏所出，必先毀其祖考神主，以示歸心，噫!自忘其本也，本去則枝葉未有不害者。
從教之人，先本清白，自立誓吃水後，必作怪發狂，先將祖宗牌位劈碎，次及諸神像，然後見廟宇即毀壞無遺。
(二)安徽巡撫喬松年於同治五年，上疏請限制華人傳教，他說：「天主教……以不祀神不祀先為首務，悖理敗倫，凡有識者，皆所深惡。」(註十)
(三)王炳爕於上倭仁書中，引經據典，力斥基督教禁祭鬼神及禁祀祖先之非，他論鬼神謂：
「鬼神之說，自古有之，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之可敬可畏，而不可褻玩……」。他論祭祀祖先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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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自天子以至於庶民，莫不有祖宗。今天主教曰，人死無知，不必立主，祖宗不必祭祀，滅子孫愛敬之心，敗國家孝治之化，此其滅絕祖宗不如豺獺。」(註十一)。
國人對基督教「父稱為兄，母稱老妹，」殆為「無父子」也。耶穌一日與其門徒十二人坐於樹下講道，其母與兄尋至，欲其回家，門徒以告，耶穌不認其母曰：能奉教者，即吾母兄，不能奉教者，即非母兄，母兄哀勸，終不肯認，於是母兄拜哭而去，因此國人對於無母之說，則代之不如犬羊。
第三項 西教違背中國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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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排斥西方宗教，又一原因，就是西教違背中國倫理道德，特別是對婦女的行為，令人痛恨。凡男女同時參加教會聽道、查經、祈禱，以及各種聚會，而婦女接受洗禮，以及教士為信徒證婚，都限定教徒與教徒結婚，並要婦女到教堂認罪，婦女棄家作修女，甚至婦女在教堂服務，無不遭受侮辱，如天主邪教集謂：
「每七日一禮拜，曰彌撒，此日百工悉罷，老幼男女齊集天主堂，讚美先天教主之德，群黨喃喃誦經，事畢，互相姦淫盡歡，曰大公，又曰仁會。其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論少長，必男女自願，惟先拜先天教主，祈上帝，且新婦必令與所師教主宿，曰聖榆羅福，但不得娶二婦，謂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見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三二頁)。這種違背中國倫理道德行為，備受指責!
湖南闔省公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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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不嫁，留待教主，無夫婦也……不分男女，赤體共浴，無羞惡也。」(註十二)。
王炳爕則曰：
「今天主教設立神父，每至入教之家，別就曲室，令婦女更迭承奉，又擇一女絕其婚嫁，終身承奉，謂之正女。」(或稱貞女，即修女。)凡入教之人，新婚初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於新婦房中，謂之赦罪……其黷亂男女，同於禽獸。」(註十三)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湖北施南府地方紳民，因約禁傳教而散發之匿名揭帖，亦指謂：
「初入天主堂，不問男女，主教必先沐浴，曰淨體，蓋借此行其奸污，以後惟其所悅而從之。………有病施針灸，婦女裸受治……至父死子可娶媳，亦可娶己女為婦，人倫澌滅，廉恥道喪。」(註十四)
同治七年，「四川西陽州再度發生教案，教士李國(Jean Francois Rigaud 或名李國安)被殺，事後地方紳士曾撰有「西陽州民教紀事」，其中於教士與婦女關係，則有如下的記述：
「李教士於彌撒之時，必令有姿色婦女，跪其膝前，彌撒後，選少婦閉置密室，脫衣洗罪。每逢耶穌教會，必以竹器盛散錢洒地，令諸婦女搶拾，李教士乘而掀擠媟褻其間……與覃、蕭、余、廖各教士相同……每夜靜，婦女行過李教士臥內，即以墨點二婦人之額，即此侍寢。」(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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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五月，貴州遵義發生教案之後，省城特派陳昌運前往查看，當地紳民歷陳天主教士教民的惡行劣跡，於婦女與教堂的關係。謂：次日，四鄉受害之民，一時雲集，採毀其(教士)居，得見夾牆內姦生私孩甚多，穢氣衝天，目見伊等造此彌天之惡，無不同聲一哭。」(註十六)
以上所舉，均見「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商務出版)。倫理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夫婦的關係，絕不容許越出正常行為。雍正禁教以前，各教會盡可能不准男女同堂禮拜，禁教之後，更為認真。鴉片戰爭之後，因法國的交涉，天主教獲得弛禁。北京區主教孟振生，便開始准許男女同堂禮拜，既准男女同堂禮拜、下跪、賜福，男男女女間接觸既多，不免引起一般人的猜疑與飛短流長，而男女單獨在教士前懺悔，或閉門闔戶，這自然更易惹人猜疑，甚至猜測彼此之間必有不可告人之事。
第四項 西教違背中國民族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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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民族，必有它的傳統習慣，這一個習慣，便構成某一民族特性的因素，東西民族的觀念不同，往往發生許多誤會。中國社會所風行的習慣，在國人視為天經地義的，在西方人認為是迷信，即如地方遇到亢旱而設壇求雨，或求晴，本屬地方一種傳統的習俗，雖說是人民心理作用，但是往往神而明之，竟然求雨而得雨，求晴而天晴，則受益的人，自然不分信教與不信教。於是民情益加興奮，迎神唱戲等活動，也是民間一種共同娛樂，所需經費，都由地方民眾全體攤派。可是信教的人民，竟拒絕負擔此項費用，於是糾紛發生了。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二)八月，山西省法國教士副安當，就擬定一項章程，送山西巡撫桂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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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各州縣施行，其章程略云：
「一、教外之人不許向教人攤派唱戲祭獻修廟等錢，因奉教之人欽崇天主，自有修建天主堂禮拜 等費，為遵聖教成規。
二、凡奉教之人，以理不出有妨教規等錢。」(註十七)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直隸柏鄉縣所發生的一次教民互毆，就是因為「村眾各以教民路成杭等雖經入教，亦有田禾，並不隨眾祈禱，徒沾伊等求雨之惠，出言譏誚，路成杭等不服，致互相爭吵揪扭。」(註十八)。
其他有關將佛廟改天主堂，因而發生涉訟。「同治三年，直隸柏鄉縣寨里村教民涉訟，起因為教民欲將合村公有廟宇之一的觀音堂，改建天主堂。村民不允，教民便在堂內誦經傳道，遂有觀音堂遭火焚燒之事。同治六年，沙河縣北堂村民教衝突，其起因為該村翻修舊廟，公議將廟產大樹賣充公費，教民出而阻止。」(註十九)
由於這類的事，發生教民與民眾的糾紛，這固然由於東西民族習慣信仰的不同，本可疏通勸解可以無事，無如西方教士別有用心，竟利用奉教的名義，以挑撥、分化、離間為能事，製造糾紛，使民眾與教民感情惡化。本來為一互敬互愛安寧有序的社會，但自西方教士到來後，從此民間就不安寧了，它利用分化政策，使教民與人民分開，教民視不信教的人為魔鬼、為仇敵、為冤家，稍有不順，就互相毆打，以及涉訟，這就是西方宗教博愛精神的真面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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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民恃仗教士為後盾，不但不與一般民眾合作，往往藉口不崇奉偶像，對民間所奉神像、佛像盡情破壞，就如同治三年平山教案，據郭英等供稱：
「教民劉自和、李貴、郄鳳池三人說：廟裏金裝古佛，並觀音大士，無甚功德，不能與天主相比受人香烟……就把二佛心挖去，聽聞佛心都是紋銀造成，已經劉自和三人賣錢花用，又大殿後面木佛四尊、銅佛二尊、泥佛一尊，也是劉自和他們不信神佛，故意摔壞的。」(註廿)
諸如此類，教民破壞神像，摧毀民族的信仰，在同治年間，層出不窮，各地教案發生，都導致教士忽視中國社會習俗及民族的信仰所致。譬如說關公的神像，在教士們認為係崇拜偶像，為迷信，應該予以摧毀。(註廿一)在國人看來，關公神像為激起民間忠義的精神，寓有民族教育的意義，怎麼能說是崇拜偶像為迷信的事?
西方宗教，由於本身教義簡單，根本缺乏高深的理論，因此，他們傳教的方法，不在本身教義的宣傳，而在假借社會事業，如育嬰堂、養老院等慈善事業，爭取群眾的信仰。育嬰堂、養老院，本屬於社會一種善舉，理應獲得社會大眾同情與擁戴，但由於教士態度跋扈，也因此發生許多誤傳訛報的事，就如湖南闔省公檄所說：
「該教有吸取童精者，迷騙十歲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諸頂門，或作膏貼諸眉額，其童之精，即從下部流出，彼則如吮乳然，盡情取之，彼童瘦輭，數日而死。又或以藥貼足心，以針破泥丸處(氣朦子)，腦漿並通身骨髓自頂湧出，伊收取入瓶，餘則舐而食之，彼童即死。」(註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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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爕，是參與對外人交涉教案者，對於教士採取童精，深信不疑，故曰：「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丟入人口，蓋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道家修鍊，其下流者，流入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註廿三)。
同治七年，揚州教案發生，地方紳民異口同聲指責教士「誆騙嬰兒、挖目補腹，吸食腦髓。」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發生，亦有此種傳說，甚至云：「挖人眼目，積至六甕之多。」(註廿四)
由於這些荒誕的傳說，便產生所謂迷拐幼童等事，以當時民智未開、越傳越廣，因此，導致國人反教複雜的因素，但其主要的原因，實由西方教士忽視中國民間習俗信仰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