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要以近代史顯得特別闇淡無光!既沒有輝煌譯經的事業，又無新穎的宗派開創，鼓舞社會學者歸向佛宗，從事佛學的研究。
雖然如此，但在平凡中却有不平凡的事蹟發現，那就是敦煌藏書之發現。這不特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奇蹟，且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更增加了無比的光輝!
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於甘肅敦煌石室發現大批圖書佛經，其主要為寫本、印本、拓本，及公私文書。其於學術上的貢獻，雖不及唐代玄奘新譯經論，給唐文化學術重大的鼓舞與啟發，但足可壓倒明末以來從西方輸入的宗教文化，而提高了佛教及中國文化於國際學術史上地位，並激起東西方考古學者從事研究。於是敦煌藏書歷經七十年來中外學者不斷的研摩，已蔚成顯學，即所謂「敦煌學」。
敦煌藏書，佛經要佔絕大多數，但流入英、法、日者居多，就中儒家精品書籍流入法國者為最多。伯希和曾以所藏部分四部書之照片寄贈我國學者羅振玉、蔣斧諸人。羅氏即據以影印敦煌石室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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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書。國人能獲覩古籍的內容，實自茲始。佛經流入日本者為多。我國收拾殘餘與夫流落民間者，除京師圖書館(後改為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舊藏尚有部分非佛教典籍外，其他如「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國立中央圖書館」，以及一般私人藏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屬佛教經典。倘再加上海外(法、英、日、美、德等國)所存，則佛教經典遠超過道教經典之上。據日人那波利貞博士說：他於一九三三年於巴黎目覩敦煌書編號為五千五百四十一號，每號卷子長短不一，或僅數枚片紙，或屬斷片。若從文書數起，則有五千七百點。斯坦因所獲雖不及伯氏多，但都屬精品，至少也有六十點以上。巴黎文書種類，多達十四點。(註二)這是對中國學術文化上最偉大的貢獻。
(一)敦煌藏書，要以年代而論，據巴黎藏書第三○一六號，上自北魏天興七年(四○四)，同第三二九○號，下至北宋至道二年(九九六)，上下相差五百九十三年，這都屬於我國中古時期重要歷史文獻。其中多數在隋書、唐籍中列為遺佚書類，而今被發現，足可與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掘殷墟甲骨文相銜接。甲骨卜辭中所記殷商王名與史記所記殷本紀王位繼承完全相符，益信我國上古時期文獻都為實錄。唯中古時期，上自北魏下至北宋，上下六百年間，除帝王家譜式的正史之外，其餘諸多重要史籍文獻，都因天災人禍而遺散。而今藏書，既盡屬於中古時期歷史文獻，這不僅可與殷商時期歷史文化相銜接，並可彌補中古時期歷史文化之一部分空白。並可校正以往許多錯誤經典。使我國歷史文化上從殷商時代，下至清代，上下三千二百年，一脈相承綿延不絕的輝煌歷史文化，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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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體系呈於吾人眼前，這不獨為中國學術史上有無比光輝，亦復是敦煌千佛洞對中國歷史文化盡了褓姆的責任。
(二)敦煌藏書中發現許多唐寫本佛經，這些經典足可校正目前流通經典的錯誤。日本於大正十二年新修大藏時，已將敦煌新發現佛經編入正編第五十一冊史傳部(敦煌錄一卷)及續編第八十五冊古逸部中。這些經典足可為研究目前經典版本參考。中日兩國學者均曾對此考證研究，日人宇井伯壽對敦煌新發現佛經，曾加以考證研究，名為「西域佛典研究」。我國胡適之先生，亦曾於巴黎圖書館，就伯希和從敦煌竊取佛經部分發現唐本「神會和尚遺集」，故有胡適校定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問世，於民國十九年出版。
同時，胡先生曾因敦煌本「六祖壇經」考訂，認為「六祖壇經」，不是六祖惠能撰的，是出於神會和尚或神會弟子手。因此，引起學術界非議。其實，要以敦煌唐人寫本佛經，校正佛教的經典，豈止壇經一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唐人寫本經典是否絕對可信。敦煌於晚唐時期為吐蕃佔據，唐武宗於會昌五年，毀滅佛教時，國內佛教重要經典，都遭火滅。唯敦煌成為漏網之魚，能保存大批唐人寫經。因此，敦煌藏書的新發現，不特為我國近代佛教史最大的光榮，也是中國學術文獻史上最大的發現。所以我們追述近代佛教史上成就，就不能忽視這一個重要的文獻的發現。
(三)敦煌藏書中所出印本，要以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印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卷，最富有歷史價值。現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全書本文六頁，各頁接連黏為一卷，首頁為雕版印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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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於正中蓮花座上，對其弟子須菩提長老作講道之狀。雕版印畫後，係雕版所印金剛經全文，乃羅什所譯之文。經首以淨口業真言，經末亦附印真言。真言後，有刊印年月日一行，文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瑜為二親敬造普施。」
於此可知，我國雕版印書事業，起源甚早。除成都府卞氏刻本陀羅尼經咒外，實以咸通九年王瑜所施印之金剛經為最古。此卷不但完整無缺，而雕版印書及印版文字，均極精細高雅。遠勝於日本百萬塔陀羅尼經(為七六四—七七○年間印本)及古登堡(John.Gutenburg)以前之歐洲雕版印本。由此卷發現，不僅足以證明我國雕版印書之術，早於咸通前，即已盛行，更使吾人瞭解敦煌千佛洞對於中國學術文化所作褓姆之貢獻，史無前例。
(四)敦煌千佛洞，除藏書之外，其主要部分，就是壁畫。壁畫起於何時?據敦煌造像碑記，大致為大統四年(五三八)，或為大統五年(五三九)。大統為西魏年號。壁畫，原為我國傳統的藝術，漢魏以前，都以明堂壁畫裝飾，作為歌功頌德、鑑賢戒愚的工具，寓有教育的意義。漢魏以後，佛教藝術傳入後，使我國藝術更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註三)
佛教藝術，是以揉和希臘藝術與印度藝術為一體，再摻雜佛教思想，即所謂犍馱羅派藝術，或稱為希臘佛教藝術。其描寫的對象，多以千佛及佛典中各種故事為主題。諸如佛本生譚，及諸大弟子、國王等一類所表揚佛教慈和化導的精神。敦煌千佛洞，便承繼了犍馱羅藝術的衣缽，並融合西域藝術及我國傳統藝術為一爐。這種樣式，在吐魯蕃及庫車附近寺院壁畫，都能顯出東西文化交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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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千佛洞的壁畫，又為中印文化交流及融混希臘藝術的結晶。
千佛洞的壁畫，始於北朝，經隋、唐、五代、宋、元，千餘年不斷演變。無論於體態、神情、氣魄，仍不失為開拓我國藝術史更生的主力。以千佛洞壁畫的佈局結構，往往從數百至數千人各種神態不一的佈局，既緊密又得宜，而於偉大富麗堂皇色彩中，不失肅穆莊嚴氣概，毫無輕浮之感、脂粉之氣，使人一望肅穆恭敬。這種偉大的佈局結構的壁畫，恐為世界任何偉大藝術作品之所不及者。
敦煌壁畫未發現前，國人幾乎不知道佛教藝術一詞，敦煌壁畫發現後，不僅使西方藝術家為之驚奇，更使國內藝術家競往敦煌爭相臨摹。而今享譽世界之名藝術家，張大千居士即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