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醫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這次住院就覺得麻煩了,血糖總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
1994年春天,因腎癌住院。我很早便從醫生那裡知道自己得的是腎癌,也曾苦惱過,一是不願承認事實,總幻想這是誤診;二是怕就此告別人世。後來想通了,
倘若真的要死,那麼哭、鬧、灰心喪氣、悲觀失望都無濟於事,還不如面對現實,積極治療。我想了兩個辦法對付我的病,一是鍛煉身體。我平時鍛煉不夠,住院後
為了讓血糖降低、便於手術,我開始每天跑樓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幹點別的事分散對於疾病的恐懼。我著手修改我的一本書——《我們的母親叫中
國》,讓自己沉浸在寫作的愉快中,就此趕走了對病的愁苦。
後來,2001年發現肺癌住院治療時,我在思想上就比較積極了,想主
動、自覺地去體會一下這病和醫療過程中的滋味,以便將來寫到肺癌病人時有真實的、而不是想像出來的感受。我把這次住院當成上天賜給我的好機會。於是,我體
會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難,體會做氣管流的難言痛苦,體會手術後的疼痛,體會術後咳嗽的艱難,體會術後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後我寫了一組詩來記述這一切。
我的詩可能寫得不好,但它真實,是我的親身體驗。我敢說,我比那些沒有得過癌症而要描寫癌症患者的編劇、導演、演員們描寫得更真實、更細膩。但我現在不想
描述這些痛苦了,因為寫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經受這些痛苦,也會給別人帶來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寫的東西!我要寫生命和生活中的歡樂,不是那種浮麗的歡
樂,是從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機部分中產生的、壓抑不住的歡樂。雖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價值的、有理想的生命是可以戰勝死亡的。戰勝對死的恐懼就是生命
的勝利,人生應當永遠高揚著歡樂的旗幟。我說過,我這個人可能會被一些人認為「沒正形」,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其實,我內心的痛苦誰知道?我只是用「沒正
形」來對待疾病、苦難和厄運罷了。
我也常有憂鬱,那是每天清晨的夢境,這大概是過去生活的遺韻。不過每日醒過神來,我又沒心沒肺
沒正形了。這使我對疾病也不放在心上。記得我在保定變壓器廠勞改的時候被一紙公文又打成「五·一六」分子時,一位廠「革委會」的幹部心疼地挖苦我,說我像
耗子一樣沒記性,「摞爪就忘」,剛不挨整就自找樂趣沒正形。我感謝我自己的「沒正形」,讓我度過了我的青春歲月,也正在度過我的病後青春。
我不是要大家沒心眼兒,「辛苦麻木而生活」(魯迅語),我是希望我們在災難、在人禍、在疾病面前高揚起歡樂的旗幟。人生只有一次,可以痛苦一生,也可以歡樂一生,一個積極、樂觀、達觀的人生會讓你得到別人沒有得到的感受,取得別人難以取得的成績。
享受生活的樂趣,也創造生活的樂趣,這樂趣不是傻樂,是有理想、有成績的勞動,這才是人類應當有的天性。杜甫說忠君愛國已經成了他的本性,正如向日葵朝
陽一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我們也應當如此,將熱愛生活變成本性,永不更移。既使面對人生最後的大門,也要笑著踏進,這是何等自豪和幸福啊!
若說我沒有一點名利思想,那是誇大其辭,但不敢追求是真實的感受。我常常不理解一些人的自我包裝,開始還認可他們是對自己的標榜,後來發現他們的言行、
著作與他們的自我肯定不相符。初時還以為不是我弄錯了,就是他們偶有失誤,見得多了,才發現當今一些自詡為學者、專家、大師的人,不過是自我吹噓。這一發
現反而更增加了我的膽怯,生怕讀者、觀眾認為我名不符實。我有時候也會忘形,但自得其樂時為多。過了花甲之年,我才回想起年輕時光我處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隨時都有被運動淹沒的可能。我能幸運地走到今天,已經頗為滿足了,有個病也不算什麼。同時代的才子有很多,他們滄桑一生,老病纏身,我這「非才子」難道還
要多求嗎?所以,我從不在乎什麼名利與地位,如此而已。這雖是題外話,但也與健康有關。知足常樂的心態可以幫助大家戰勝疾病,恢復健康。
我現在對待疾病的觀念和辦法,總結起來有兩點。第一,要樂觀。心寬一寸,病退一尺。我的好幾位病友是被害怕驅趕到不該這麼早就去的地方的。第二,把病當朋友看,善待疾病。這個朋友不請自來,還有點小脾氣,動不動就發作,你必須耐心地安撫它,不能跟它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