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諺云：「有社會，斯有法律。」法律是伴隨社會的需要而產生，是人類用以規範行為的共同準則。在原始時代的社會中，並無法律的特別規範存在，端賴一種共遵的習慣來規範社會，包括宗教、道德、禮儀等。早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佛陀成立僧團，制定戒律，不但使佛教正法得以久住世間，時至今日，佛教戒律對安定社會所發揮的功能，比之於法律，可謂有同等的功能。
佛教戒律的制定，旨在維持僧團的清淨和樂，是僧團的生活規範，其與世間的法律相比，有若干異同之處，例如：犯了刑法上的非告訴乃論，如殺人、傷害、偷盜、侵佔、強暴、妨害家庭、造謠、詐欺、醉酒、貪污、販毒等，也是觸犯五戒的行為。法律的三讀立法、三審定讞、判決確定，正如佛門的三番羯磨。在法律上，犯罪行為人只要有悔意，即可酌情予以減刑；佛門認為罪業透過誠心發露懺悔，便可以獲得清淨，更符合更生保護法。在法律上，犯意不一定有罪，犯刑才會有罪；在佛門則只要有了犯意，就屬於犯戒，所以論刑更為徹底。
世間法律強調罪刑法定主義，只規範人們外在的行為，因此對於心意犯罪的矯治和犯罪的根治，不生效用；佛教則強調心為罪源，重視身口意三業的清淨，從心源導正偏差行為。
此外，佛門的戒律很注重人性，而且因果之前，不會有疏漏或僥倖；世間的法律則難免有不公正、冤獄，或頂罪等疏漏。所以孫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足。」又說：「法律防患於已然，佛法防患於未然。」
再者，世間的法律，隨順時代和需要，時有增訂、廢除，種類繁複；佛教的戒律，則不外止持、作持二門，簡約又統攝善惡二法，含蓋聲聞戒與菩薩的三聚淨戒，不僅消極地防非止惡，更積極地奉行眾善，這種自發性的清淨受持，正是戒法的根本精神。
總之，戒律作為僧團的法律制度，首重規範心意的起心動念，以治心為要，與世間法律從組織規範、行為規範、犯罪治裁等來約束人們的生活，在結構上雖有共通之處，但是法律仲裁偏向治標，遠不如佛法能夠治本的究竟。甚至佛法的許多特質，正可以補法律的不足。佛教戒律與現代法令的關係，可以從下列數點做進一步的認識：
一、五戒與刑法：五戒可以說是世間刑法的總攝，以目前在監獄服刑的受刑人而言，大都是觸犯五戒；在僧團中，犯了殺、盜、淫、妄四重戒其中任何一條，則如同死刑，無法再共住於僧團。
二、清規與民法：「民法」指的是規範人民私人生活關係的法律，佛教律法中也有「共住規約」，作為生活的規範。
三、偷蘭遮與未遂：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未遂犯之處罰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這是刑法賦予法官減免刑責的自由裁量權。這項政策，旨在鼓勵犯罪行為人能即時回頭，切莫一錯再錯。佛教也有這樣的慈悲方便，如道宣律師《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云：「偷蘭遮，罪通正從，體兼輕重，律列七聚，六聚並含偷蘭。」主要是針對觸犯將構成四波羅夷重罪而未遂的諸罪所說，期能透過量刑的減輕，發露懺悔，還得身心清淨。兩者的立意是相同的。
四、心意與犯意：刑法對犯罪的構成要件，以犯罪行為人行為當時的故意、過失來作為量刑的判斷標準；佛教也是非常重視心意犯罪的輕重，故每一條戒相之中皆有開、遮、持、犯的分別，犯同一條戒，因動機、方法、結果等的不同，導致犯罪的輕重與懺悔的方式也不同。
五、發露與自首：僧團每半月舉行的「布薩」，類似刑法中的自首；每年夏安居圓滿日的「自恣」，類似檢察官檢發犯罪。
六、羯磨法與訴訟法：國家法律的公信力，靠公權力來維護，當個人權益或國家、社會權益受到侵害時，可透過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的程序來伸張正義。佛教為維護僧團的清淨，也有一套簡單又公正的訴訟法，就是羯磨法的僧事僧決。
七、佛性與平等：世間以法律來保障人的平等自由，而佛教講「眾生皆有佛性」，這種真正的平等並非透過制約而來，自然比世間法更徹底。
八、業力與證據：世間的法律，事事講究證據，有理無證據還是不免被冤枉，但是佛教在業報的定義之下，大家受報的機會均等，絕無特殊。
九、佛法與國法：刑法中，對於藏匿犯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佛教雖然講慈悲，卻不包庇犯罪者，因此，假使犯了國法，在沒有宣判無罪前，僧團不可以接受他出家。這是佛陀對國法的尊重，因為出家是出三界之家，並未出國法之家，仍然受到國法的規範。
佛法與世法有時不免內容相差，有些行為從世俗法上看是惡事，可是從佛法上推敲卻是善事，譬如殺生本來是犯罪的，但是為了救生而殺生，以殺生為救生，是菩薩的慈悲方便權智。世法畢竟是人所制定的刻板條文，未必能切合實際的需要，適時維護人民的權利；而佛法的真理卻是恆常不變，依之而行，能真正的導正人心，利益社會大眾。甚至，有人主張「亂世用重典」，法律的制裁雖能恫嚇於一時，卻不能杜絕犯罪於永遠；唯有持守佛教的戒律，體現慈心不犯、以法攝眾、以律自制、因果不爽、懺悔清淨等教義，才能確實改善社會風氣，實現人間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