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劉氏。抗戰初起,她被日軍火燒、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對我說:「面臨死亡,不要驚慌!」後來,我多次在死亡邊緣遊走,從不驚慌,外婆的話,對我影響最大。
常有人問我對於生死的看法,我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雖然慚愧鮮少建樹,然自忖對於佛教事業總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滿,最難得的是:我曾經多次面臨死亡。對於生死,我從外婆的話裡體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記得小時候既膽大又頑皮,有一次路過一條大水溝,我想一躍而過,沒想到卻陷入水溝裡,一個碎玻璃瓶口穿足而過,將腳丫子截成兩半,頃刻間,鮮血如注,我隨手撕開衣角,胡亂包紮一番,回去也沒有看醫生,過了些時候,居然自己癒合起來。回想當時因為年紀太小,外婆的話、外婆的勇敢精神,讓我不懂得害怕,覺得死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家鄉每逢嚴冬必定下雪,連河川都凍結成冰,我經常和哥哥在雪地裡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歲那年的春節前夕,我獨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遠處有一枚雪白的鴨蛋,心想把它撿起來,再走向前一看,原來只不過是冰塊即將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轉身離開時,一隻腳已經踏入溶冰,剎那間,整個人就掉進了冰窟,怎麼奮力也爬不上來。這時,我全身冰冷,以為這下應該是沒救了,不知過了多久,我竟然像遊魂似的,在寒風中站在家門口敲門,哥哥應聲開門,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這才發覺自己全身都結滿了冰塊,至於是如何從冰窟中上來的,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家人一再追問,才憶起在朦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門。
中日戰爭爆發那年,我才十一歲,對於生死開始有了些微體認。那時,處處烽火瀰漫,當前線不斷傳來勝負傷亡的消息時,在後方的我們,也無時無刻不是在槍彈的威嚇下過一天算一天。常常天還沒亮,蘭花會、大刀會等民間抗日組織便起身操練武術刀棍,口裡還聲嘶力竭地喊著:「殺鬼子喔!殺鬼子喔!」助長了我們不少勇氣,也憑添幾分緊張氣氛。每當槍戰格鬥結束,街頭巷尾的孩子一個個都跑出來數死人,絲毫不知「死」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為了躲避日軍的殺戮,情急生智,趕緊躺在屍堆裡屏息裝死,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來只在呼吸之間啊!
次年,我在棲霞山出家。參學期間,飽受病苦的磨難。記得在十五歲時,我乞授具足大戒,因為燃燒戒疤時,戒師吹氣太猛,以致於頭頂上的十二個香珠燒在一起。將整個頭蓋骨都燒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緊,但腦神經已被燒死,我變得健忘而又笨拙,但是沒有半點怨尤。後來,靠著每夜禮佛祈求,在觀世音菩薩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復了記憶,還比以前更加聰慧。一段意外的災禍,沒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緣,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堅強。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託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報答師恩。」未幾,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覺中痊癒了。
過了兩年,我來到焦山佛學院讀書,不知怎的,全身長滿了爛瘡,歷經數月,都未見轉機。平日灼痛難耐不說,時值溽暑,膿汁和著汗水緊黏著衣裳,每次脫衣換洗時,身上的一層皮也隨著衣服一齊剝下,那種摧肝裂膽之痛才是苦不堪言。當時,物質貧困,三餐不飽,更遑論下山就醫。或許是命不該絕吧,我又熬過了一關。
我從焦山佛學院離開後,出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時,正值國共相抗,轉為激烈,雙方每天都派人攜械四處搜尋可疑分子,被抓去槍斃毒打的人無日無之,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數。一時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平日寧靜純樸的鄉村,此時充滿騰騰殺機。一天,我也無緣無故地被架走了。關了十天以後,在往赴刑場的途中,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黃黯淡,心中倒不驚懼死亡,只是遺憾:「我現在才二十一歲,可惜啊!許多的理想與抱負還未施展,卻即將赴死,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剎那間就要消逝無蹤了。而師父和外婆、母親都不知道。」想著想著,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帶我步出刑場,逃過死亡。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令我體會到外婆的話:「面對死亡,不必驚慌!」實在有道理,因為驚慌也沒有用啊!
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我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由於當時謠傳大陸密遣五百名僧侶來此從事滲透顛覆工作,我和慈航法師,以及同時被捕的二十餘名外省籍僧眾再度擠在牢獄中,不但不能躺臥休息,還備受綑綁扣押的待遇。就當年的情勢而言,間諜只有死罪一條,我那時真的泰然自若,坦蕩無畏。二十三天後,在吳經熊、孫張清揚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才將我們解救出來。又一次歷劫重生,我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念,從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願力。
是年,我安單在中壢某個寺院。有一回,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間小徑行駛,為了讓路給迎面而來的兩名學童,我一個閃身,不料卻連人帶車滾落到約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來時,發現自己頭朝下、腳朝上,腳踏車則支離破碎成三十幾塊,散得一地都是。一陣天旋地轉,金星亂冒,我閤上雙眼,自忖已經與世長辭了。
過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環顧四周的花草樹石,想到陰間與陽間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懷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頭頂,捏捏四肢,感覺沒有異樣;又觸觸鼻孔,碰碰胸口,發現自己竟然還一息尚存,大難不死。趕緊起身,將腳踏車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載貨用的繩子綑好,扛在肩上,走著回去,一路上只惋惜著車子壞了,損失慘重,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是否無恙。這天,我在日記上寫著:「平時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是腳踏車騎人。」
二十八歲那年,為了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弘法團領隊,扛著大型錄音機前往花東宣傳,不料卻因此患了嚴重的腿疾,疼痛無比。醫生說:「別無他法,只有將腿鋸斷,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聽了以後,並不懊惱,自念:「腿鋸斷,不能行走,正好可以專心著書立說,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點都不覺驚慌,努力籌措鋸腿經費,沒想到過了些時日,竟不藥而癒,自慶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後,卻在浴室內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斷了。手術後醒來的第一件事,是請護理人員告知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弟子們:「我很舒適安樂!」兩年來,我拄杖雲遊,遠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確實未曾感到絲毫不便,反而覺得:人生有一點缺陷,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贊助,在新北投溫泉路購得一屋,將它命名為「普門精舍」。記得一個颱風夜裡,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個不停,忽聞屋後轟然作響,原來半山腰的落石滾滾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傾聽千軍萬馬似地呼嘯不停的風聲雨聲,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險,只是慨歎:「如果房子被風雨衝毀,不但有負信徒美意,更讓教界人士笑我福報不全。」次日天亮,風停雨罷,我信步踱出屋外檢視災情,只見山的上半部完好無礙,而山的下半部則因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沒有被落石壓垮,眾人目睹此景,莫不稱奇,並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謝諸佛菩薩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間,我的背部遽痛,榮民總醫院的醫師看了我的X光片,告訴我說:只剩下兩個月的壽命了!並且一再叮囑:務必在幾日內再來複檢。我因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來,也忘了這麼一件事。一年後,醫生再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思維良久,才開口問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經受傷?」我左思右想,才記起數年前在颱風天巡視災情時,曾經從高處摔落地面,當時也是因為法務繫身,而無空就醫,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這才恍然大悟:X光片上的黑點原來正是體內久積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莊的父親李決和居士在宜蘭念佛會任職總務主任時(一九六四年),壽山寺落成,請他到高雄幫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請鐵路醫院的醫師來檢查,這才發現:他的五臟六腑全都腐爛多年,他卻不以為意,每天依舊勤奮工作,忙裡忙外,後來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歲時,還隨我出家,年高八十,才捨壽往生。
在年輕一輩的徒眾裡,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歲初來美國時,得了紅斑血狼瘡,他抱病苦讀,終以優異的成績,在一年內於美國完成專科學業,被全校師生譽為「超級女尼」;十年來,他受盡病痛的折磨,幾度差點喪命,卻依舊樂觀勤勞,不落人後;現在擔任美國西來學校校長,並主持《佛光世紀》發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寬,在監督極樂寺工程時,曾被山洪沖下,幾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滿,因為盡責看守佛光山的停車場,而被惡民亂棒擊打頭部。但是他們從未喊苦,也不退縮,一本為法忘軀的精神服務大眾,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們面對死亡的態度則更為瀟灑從容,洞山良价禪師在集眾開示後,坐化而去;聽到弟子的悲號,又張眼復活,七天後以愚癡齋訓徒完畢,再端坐捨報。德普禪師令弟子辦齋祭祀,在享罷祭祀之後,怡然長辭。晉朝徐明叛亂,劫燒民舍,性空禪師獨往賊營斥賊,賊欲斬師首,他卻吟偈自稱「快活烈漢」,賊眾見狀動容,非但不殺,還恭送回山,當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災免難;後來,他在死前預知時至,坐在自製的木盆裡,放入河中,吹笛隨流而化,三天後,被人發現坐化在沙灘上。其他還有丹霞禪師策杖著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禪在淋浴沖身時悄然立化,其他如隱峰禪師的倒立而亡,龐蘊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傳為趣聞美談。這些禪門先賢們來去自在的風範,無非是對吾輩凡夫俗子的說法示現:放下執著,隨緣放曠,自能超越於生死之外!
所謂:「平常心是道。」生死循環本是天地運轉的常道,因此我們應該秉持平常心來看待死亡。更何況人死了只不過是換了一副軀殼罷了,我們的意識(類似《遠見雜誌》所說的「生命密碼」),乃至業力還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遞嬗至彼世。因此,生固然不是實有,死也不是真滅,既然如此,於生死又何懼之有呢?最重要的是應該把握當下,以創造繼起的生命啊!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