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華後,於至元十一年(一二四七年)派忻都等統兵攻打日本,敗而還。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又命阿刺汗范及文虎等渡海再攻日本,會罹颶風覆沒。日本史書稱為文永、弘安之役及「神風」。中日關係極緊張,一度中斷往來。長期以來,中外若干史學家認為,整個元代,中日始終相互敵對,如「日本研究權威」王芸生竟把忽必烈攻日本後的兩國關係說成「終元之世,(中日)不通音問」。(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但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打開中日冰峰,重建睦鄰和好的使者,是浙江慶元路普陀山兩位高僧如智和一山。
(一)
由於征伐日本,百姓在「增課、料民、造海舶、征水手、轉運」諸差徭賦役下,失違農時,民不聊生。江南人民頻起反抗。若干官員也奏請止戰和平。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普陀山方丈愚溪如智向忽必烈皇帝進言,興師征伐,「多害生靈」。「彼(日本)國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令臣等奉旨宣喻,則必多救(中日兩國)生靈也!彼當自省,懇心歸附」。忽必烈准奏,委如智為中國特使,由慶元(今寧波)市舶司提舉王君治陪同東渡。王主管慶元港務對外通商,和日本人有過聯繫。如智帶了禮品及「宣諭日本國詔文」內云:「上天眷命皇帝聖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時歸順,即同去使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詔之,想宜知悉。」
同年八月,如智、王君治一行渡海,遇颶風,折還,如智記述稱「過黑水洋遇颶風...之山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
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如智由參知政事王積翁陪同,於「五月十三日,開帆於鄞(鄞,今寧波市)」,再次東渡扶桑。王積翁原是南宋的福建制置使,蒙古鐵騎越仙霞嶺進兵入閩,王積翁舉福建土地人民迎降元朝有功。王任官福建時,曾監管過和高麗、日本、馬來亞暹羅諸國海上通商,自吹「能諭日本」願赴日本為元朝再立大功。王至福建泉州「取」經營海運的任甲(任大公)「巨舶四艘」和隨船水手。航行去日本途中,王自持高官作威作福,常鞭打船員,更激起仇恨。船過對馬,已近日本,任甲「諸舟人共謀,殺積翁」抛屍大海。如智是得道高僧,對水手親和慈愛,送回大陸,返普陀山寶陀觀音寺(今普濟禪寺)此突發事變,使中日人民友好使者如智大師再次「中途受阻而還」。
(二)
十餘年後,繼忽必烈登基的元成宗鐵木耳決心恢復中日和平友好,再次請如智大師出訪日本通好。如智以年老體弱謝辭,並保薦自己的接班人一山一寧(一二四七年至一三一七年)為中國國信使東渡。
一山是台州臨海人,俗姓胡,出家後先駐本郡鴻福寺。後入四明山普光寺,受律宗及天台宗教義。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由昌國城(今定海)祖印寺住持遷駐普陀山。此時,不只是普陀山全山方丈,且為朝廷封為「江浙釋教總統」,是元朝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物。為出國,成宗又加封一山為「妙慈弘濟大師」。他帶去鐵木耳給日本的國書,稱:「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普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人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受阻而還。爰自朕臨禦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糜有遐遣。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普陀僧一山一寧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國書充分表達了睦鄰友好的誠懇願望。
一山國使由曾留學的平山萬壽寺僧西澗土曇及弟子石梁仁恭陪同,於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三月,自慶元(今寧波)搭乘日本來華商船遠涉重洋,終於順利抵達日本博多。當日,日本是源氏鐮倉幕府,而由大將軍北條貞時執政。不料有人向幕府告密,指一山是間諜,是來日本刺探軍情的。因此,日本官方不讓他進京,而命一山暫居伊豆,實則是監管起來。但一山待日本人誠信,每日禮佛誦經,談笑自若。有人對大將軍進言,一山是中國著名有道長老「在元國,元之福也,在我邦(日本),我之福也。」日本官方終於明白,一山是來尋求和平友好的。十月,一山由幕府迎抵鐮倉,受到朝野僧俗熱烈歡迎。
一山先住建長寺,又遷圓覺寺、淨智寺及京都南禪寺等名剎,為京都南禪寺第三代住持。一山大師與日本皇室、幕府官員及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交往。他博學多識,對教乘諸部,儒道孔孟百家之學造詣很深,對史學、小說、鄉談也多通曉,又善書法(特長草書),「常有縉紳士庶隨喜,門庭若市」。據做過他親侍弟子的日本人虎關師煉記述:「(一山)象駕僑寓於京師,京兆士庶,奔波瞻禮...唯恐其後」,「出於城郊,見者如堵」。一山大師榮幸地受到後宇天皇的關懷和禮敬,慕一山一寧的高風碩德,特下詔關東,邀其主持京都南禪寺,並一再向大師問詢法要。
一山以中國優秀的文化為紐帶,加深了中日人民友好感情,表達了元廷的和平立場,促使中日戰爭狀態結束,友好往來發展。大德九年(一三○五年),日本互市貿易船進入慶元港,著名的日本和尚龍山德見(拜在一山門下的高足)搭乘日船來到中國參訪遊學,逗留中國達四十五天之久。次年(一三○六年)又有「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源源不絕的日本友好船隊衝破風浪進入華東南各港埠,茫茫海上又架起了中日友好金橋。
一山留居日本十八春秋,為日本造就了一批學人。其中如龍山德見、雪村友梅、東林友丘、嵩山居中、無著良緣等人,都會進入中國參拜名山寶剎,研修佛學以及孔孟之學、文藝和科技工藝,為中日友好交流做出貢獻。龍山德見足跡遍及黃河、長江。當他於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這年回日本時,中國已是元末元順帝朝,而日本國也變成足利氏室町幕府時代了。據日本學人本宮泰彥考查,元代日本和尚赴中國史冊留名的達二百二十餘人之眾。本宮泰彥寫道:「自從弘安年間以來幾乎斷絕了的中國留學生之所以重又多起來,似乎完全由於他(一山)的刺激」。美國學者埃‧賴蕭爾指出,日本「禪宗僧人能夠與中國密切往來,是由於對大陸貿易的大幅度增加」(賴蕭爾《日本人》)。
鑒於一山使日通好後,對日交通貿易增長態勢,元仁宗愛育黎拔力達於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年),特命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駐四明(寧波),經理中日事務,對日本國人「撫以恩惠,皆貼然受約束」,原來祖籍江南的中國戰俘,隨著中日關係的改善,也返回故國,重見親人。
就在這年(一三一七年),中日友好使者一山大師在日本圓寂,世受七十一歲。遺偈曰:「橫行一世,佛祖吞氣,箭既離弦,虛空落地。」日本國賜予他「一山國師」的稱號,並敕令於京都南禪寺建塔祠紀功,又特派日僧月山友桂專程護送一山國師靈位來中國,安放於慶元阿育王寺。一山患病期間,後宇多天皇一再駕臨慰撫問病;後宇多上皇親為撰像贊:「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秉達了日本人民對一山大師的崇高評價和緬懷。一山所得的禪學,被日方定為中國佛教臨濟宗的一種學派叫「一山派」,至今還在流傳。
(三)
還應提及,今日馳譽環球的中國佛教四大勝境之一「觀世音菩薩應化善財說法聖地」浙江普陀山,正是唐代由日本入唐僧慧萼法師所開創。而普陀僧如智、一山又努力為中日友好作貢獻,並非巧合,它反映了一衣帶水的中日人民友好,源遠流長。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太虛大師到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時,曾率僧俗二十二人祭拜一山並立碑,二○○四年四月,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普陀山全山方丈戒忍和尚一行十一人,應邀訪日、出席京都「南禪寺開基龜山法皇七百年禦忌」法會,再次祭掃一山國師墓塔,並和日本國臨濟宗南寺派締結友好關係。現今「一山國師紀念堂」和「一山一寧國師靈塔(迎回一山部分靈骨舍利)」已在普陀山新落成。日本國臨濟宗南禪寺派管長中村文峰長老一行二十一人,專程護送一山大師部分靈骨舍利到普陀山,並參加儀式、法會。中村文峰長老在其《一山國師象開眼香語》中云:「普陀山主渡扶桑,經洛南禪對帝皇。開眼今朝古舊地,秋風漸淅道名香」。可以肯定,七百年前如智兩次渡海,一山十九年耕耘為我們締造的殊勝因緣,永存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