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其實只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時候固然要死得無牽無掛，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時候，更要活得無憂無慮，活得平安快樂。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不斷、“恐怖分子”猖獗，擾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發揮人性的慈悲、無私，還要講究緣起性空、六度四攝、因果報應等，這些佛教的教義都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無形力量。
我認為世界和平的促進，宗教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對現代社會的貢獻。
我一生倡導“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於“宗教融和”。為了結合宗教力量來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多年來我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互訪、對談、交流。久遠的不談，就拿近幾年來說，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應邀前往梵蒂岡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弘法，同時與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面，為中國佛教與馬來西亞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頁。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與臥龍崗市長George Harrison，及英國國教臥龍崗地區的主教Bishop Pipen，針對宗教與文化交流，彼此交換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針對“宗教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我也應邀與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對話”。
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om Claudio，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
此外，美國西來寺於一九八八年落成後，二十多年來一直與相距五分鐘路程的摩門教會保持友好關係。西來寺每年舉辦世界和平祈願法會，邀請各宗教領袖以各自獨特的宗教儀式，共同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還為北港媽祖宮撰寫《媽祖紀念歌》，我認為宗教之間應該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對於宗教之間的往來，我主張：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義各有所宗，應該各自發揮；教徒之間則可以彼此溝通往來。
由於我經常與各宗教之間保持密切的互動，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例如，我與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羅光總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辦的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先後頒贈給我榮譽博士學位等。
其實說來慚愧，由於自己從小基本教育沒有打好基礎，雖然在佛門裡有禪、淨、律各宗的參學，稱得上資歷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來也有一些起伏，崎嶇不平，變化莫測，很多難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隨順因緣所轉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時間，雖然也有一些為教為眾的理念，但由於自己沒有“學有專精”，對佛教縱有些許的貢獻，也不值得自我誇耀。尤其過去為了弘揚人間佛教，所寫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雖然已如預期，發揮了接引社會人士普遍認識佛教的功能，可是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直到七十歲古稀之齡後，我發現自己的佛學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發行《普門學報》，一方面提供學者有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進一步提升佛教義理研究，為人間佛教建立思想體系，同時我也親自為學報撰寫論文。
近十年來，我在《普門學報》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性芻議》《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的藍圖》《比丘尼僧團的發展》《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佛教與花的因緣》《佛教與自然生態》《佛教叢林語言規範》《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這時，我才真正對佛教的學術問題有所留意。不過在此之前數十年，因為出身在臨濟宗門下，對禪門的思想、語錄，我一直喜愛撰文，對淨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參加過的佛七不下數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過去青少年時期，在佛教學院所受的課程，大都是唯識學的經論，現在也不禁在心頭慢慢明亮起來。雖然我的心中還是喜歡般若空性、緣起中道，不過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總是為各種眾生所喜愛，所以我對於佛學的基本信念，並不喜歡分宗立派，分別你我，造成宗派之間的相互對立。
我尤其不希望學者們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這是自相殘害，對佛教並無益處。我主張佛教的“聖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罷了，但不可以用此經論，打倒彼學說，用彼學說，打倒此經論，這樣只會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絲毫無助於佛心證道。
因此，我認為佛學是一大總相法門，佛教雖然“方便有多門”，但是“歸元無二路”，就等於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雖然遙遠，只要我們樹立生命的指針，假以時日，必定都能同證佛道，圓滿菩提，這才是人生道路的終究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