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應邀到此講演時，適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學生都在雨中聆聽，最是讓我感動。當天，吳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現場為我助講，稱得上是盛事一樁。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從台灣有電視台開播以來，我以一個出家人的身份，第一個打破慣例，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台，為他們講說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講的“星雲法語”、“星雲說喻”、“星雲說偈”等，達數千條之多。
其實說到弘法，一個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辦好，能夠領眾有方，也就算是盡到弘法責任了。但是我的志趣並不在此，我希望從事佛教教育，只是礙於自己並沒有受過完整的社會教育，同時也沒有佛教的教育事業願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時走不通，那麼就來從事慈善事業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沒有支持我的因緣。想想，只有走上“說法度眾”一途了。因為講經說法不需要什麼人幫助，只要自己隨意在街頭巷尾站下來，就可以和民眾講話；即使借用神廟的廣場弘法，只要花個十二塊錢，向電力公司申請一盞電燈，也就可以集眾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換另一個地方弘法。於是就在這樣的信念，以及感謝各種因緣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這固然是因為自己的性格近於人間，再一方面，我長期從事弘法布教，這當中與其說我增長了信徒的信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信徒們也告訴了我“他們需要什麼”。
記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鳳山的露天廣場，講說“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當天講演，從晚間七點講到十一點，真像馬拉松賽跑，已經整整講了四個鐘頭，可是現場聽眾的情緒沸騰，使我欲罷不能，一再喊著：“請再繼續講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見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後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情況發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台灣所有的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只要你來商借，他都樂意提供給你使用。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城隍廟、台北的指南宮、玉裡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我都曾經借用作為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我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可以說，自從我到宜蘭，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來，一路從山區講到平地，從廣場講到禮堂，從工廠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國家殿堂，從寺院講到講堂，從省內講到省外。我曾經接受“法務部”的聘請，擔任正式的監獄布教師，台灣全省的監獄，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個別與受刑人談話。
我自己在說法時，也經常深思一個問題：佛法不是為自己而講，佛法是要講給人聽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視“契理契機”。然而所謂“契理容易契機難”。尤其佛光山開山四十年來，不斷有各行各業的團體上山，例如教師協會、作家學會、新聞媒體、農田水利，乃至演藝、外交、經濟、財政、國際人士等。各種團體來山，都要找人開示，為了要講說與大眾能相契的佛法，我經常挖空心思，費心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