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一聽，十分驚慌，馬上問我：“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你只要發個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沒事了嗎？”
他即刻回答：“我照辦！”
漫天的風雲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其實，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溫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講演，他們把神明都抬出來迎接，甚至連“肅靜”、“迴避”的牌子也出動了。我到溪州弘法，當時台糖總公司設在溪州，台糖的高級專員特地用火車，專車把我從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蓮富裡弘法時，當地是一個小鄉村，過去從來沒有人到此傳播佛法，但當地人們很熱情，特地裝了一個大喇叭，到火車站前唱著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們以我作詞的歌曲來迎接我，讓我不禁深受感動。
那時候我到處弘法，有時坐牛車，有時坐礦場的“輕便車”，有時坐檯糖的小火車。甚至“國防部”曾經邀請我到三軍官校弘法，承蒙他們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等交通工具。當然，在中國香港、泰國、美國，也都坐過直升機、汽艇、渡輪等。
近二十年來，我在島內外弘法，可以說都非常順利，尤其許多大學紛紛邀請我前去講演。例如，我在台灣的“清華”、“中央大學”作過演說，在台灣大學主持過“世界青年論壇”，除了在成功、中興等公、私立大學講演以外，甚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並在東海大學哲學係做過六年的客座教授。
島外大學部分，如美國柏克萊、西雅圖、加州、康奈爾、哈佛、耶魯大學等，都曾留下弘法記錄。乃至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中國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甚至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多所大學，都曾前往結緣。不過，近年來由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我感覺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在各地學校乃至監獄的弘法，也就慢慢減少了。
說到弘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從寺院帶入到“國家會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弘法，之後到台北“國父紀念館”，每年舉辦大型講座三天，持續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個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講演三天，每天都有數万人聽講，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歲時，曾經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與香港紅磡體育館的例行大型講座，因為年紀老邁，行動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為止，今後不再舉辦。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再接觸信徒，今後一些小型的講演、活動，我仍然樂意隨喜和大家結緣。
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講演，承鳳凰衛視實況錄像轉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學，受到校長、院長、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場講話。過去我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作過演說，其中影響深遠的，要算長沙岳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於北宋開寶九年，為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繼承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的基礎而創立。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朱熹先生曾在這裡講學，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毛澤東等人，也都曾在此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