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龍潭一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數千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台下那麼多聽眾，我怎麼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行公務，也不能違抗。於是我請慈容法師上台帶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後，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麼？”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當然不敢上台宣布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只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當我講完之後，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
警察得到訊息後，即刻到處找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躲避，只有單槍匹馬走進警察局。警察見了我，質問道：“誰叫你宣傳，要在花蓮集眾弘法的？”
我當即說：“我在台北每天都集眾弘法，花蓮又不是什麼化外之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呢？”
他聽我說是“台北來的”，那個時候所謂“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從台北來，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會無端生事，或者得罪什麼人物，因此自己製造台階下，就說：“你要把秩序維持好！”
我只有諾諾應命，當然也就得以順利在花蓮弘法了。
還有一次，我在宜蘭念佛會的講堂播放日本幻燈影片。這件事在當局看來，也是大逆不道。於是有個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關閉我的講堂。我知道他是嚇唬我的，只要跟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沒事了。但是過了沒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來跟我借講堂，當做考試的考場。我拒不出借。之後警察局局長親自登門商借，我滿口答應，並且告訴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為你們有一位警察，一再乾擾道場集會。
第二天，這位警察就被調到太平山去了。後來，他回來見到我，說我太厲害了。我想想也是的，為了弘法，需要如此與公務人員為難。不過在我初到宜蘭時，他經常在旁邊監視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報告，應該也是為數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創建壽山寺，五層樓的寺院才剛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築超高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都不敢申訴反駁，即使“市政府”也沒有辦法抵擋。因為軍事第一，凡是軍事需要的，民間都得讓步。
乍聽剛建好的壽山寺，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這固然是法運不濟，自己也太沒有福德因緣，太沒有面子了。
正當信徒們焦急、求助無門時，我拿了身份證，直闖要塞司令部。我在門口登記後，進到裡面就問：“是誰下令要拆除壽山寺的？”
一位上校軍官站了起來，說：“是我！”
我當時很冷靜地跟他說：“你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出家人，這個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別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後果，我必須告訴你。你要知道，壽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於拆他們的房子。不但會引發民怨，尤其萬一事情喧騰開來，被記者照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只怕國際輿論會認為台灣對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於他燒毀佛教教旗，導致民怨沸騰。我不忍見到那種後果，所以來給你表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