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十到五十歲的十年之間，因為是佛光山開山初期，點點滴滴，只要是善舉，我從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甚至後來相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真的都是“以無為有”，正如《般若心經》所謂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為了“以教育培養人才”，我創辦佛教學院，聘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淮、唐亦男老師等人，到佛學院教授《老子》《莊子》，啟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韓國的金知見，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請他們講學。
另外，為了帶動佛教文化，我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林海音、高陽、司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劉枋女士還曾在佛光山長住過一段時間。
我對一些學術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註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同時還邀請大陸學者王志遠、賴永海、方立天、樓宇烈、王堯、楊曾文、王雷泉、陳兵、方廣錩、程恭讓等人，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
我主辦各種學術會議，出版《佛光學報》，後來又發行《普門學報》等。儘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為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准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佛教界也沒有人要打倒它們，為什麼我為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當時我要召開“世界漢藏佛教會議”，因為我獲選為“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召開這樣的會議有義不容辭的正當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參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經常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情，想到可憐的佛教，就只剩這麼一點生機在苟延殘喘，難道我們不能愛惜它、維護它嗎？
此外，佛光山開山數年之後，由於各種因緣推動，我分別在高雄、彰化、台北設立分院。雖然來自教界與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順應時勢的需要，不但沒有被打壓、阻礙，反而以創造歷史的精神，後來陸續到美國創建西來寺、中美寺，到澳洲創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歐洲創建巴黎道場、德國禪淨中心，到非洲創建南華寺，到馬來西亞創建東禪寺等。我為海內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場訂定“傳統與現代融和”、“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作為佛光教團推展人間佛教的方向，我想這也是佛教發展的時代趨勢，所以後來又成立國際佛光會，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個協會、分會，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時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歲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興建道場，創辦佛教事業以外，這時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應該要有一些實質的內涵。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間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才想到“哲學的人生”，因此我對人間佛教開始做了一些規劃，我要確立自己的模式來宣揚人間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