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個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龍寺要請我擔任住持，由於當時慈航法師告訴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後才正式晉山當住持。我當即回絕，因為我不想當個小媳婦。
乃至初到台灣時，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後都想請我前去負責領導。但是在佛光山開山之前，我立志不擔任住持。建設佛光山以後，我規定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能隨便接受別人的寺院。由於我“不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餘所寺院道場，從來沒有產權糾紛的問題發生，自然也就不會橫生枝節而造成無謂的困擾。
另外，長期以來在台灣地區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單位、團體，先後邀請我前往從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為“中國佛教會”工作，偏偏沒有這個機會。不過雖然“事與願違”，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我認為重要的是“非義不取”、“非禮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時空上的，都有很多的關鍵時刻，有時因緣指導我們，但是性格也會影響我們。有的關鍵時刻，因緣稍有錯失，對未來就是彌補不了的遺憾。
人生的關鍵時刻，不只是事業的轉換，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緣，我想內在的起心動念，對人生、社會，都有重大影響。我一生除了上述幾個重要的關鍵時刻以外，我的思想、觀念、精神、習慣等內在的因素，也都影響了我的人生，成為關鍵時刻，例如：
第一，正確的觀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眾為我、以團體為依歸、以別人的需要為需要”。例如，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獨自到某一個地方去，也從未一個人居住在哪個房子裡。幾十年的歲月，我都活在“大眾”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裡，都是一群人跟著我，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們當成是老闆、上司、領導，他們都是我的師友，我的助緣，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時除了到寺廟，或者到各個學術團體講演之外，我不會走訪世俗人家，也不會到百貨公司、市場、商店去採購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產、財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銀行里也沒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饋贈，我都分享給大眾。
我堅持“以無為有”、“以眾為我”，因為這樣的觀念，讓我深深體會到“眾”的力量、“無”的無限、無量，但是這種觀念的養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憶二十歲那年，雖然學生生涯“一窮二白”，但出家十年，總有一些衣單、文具。當我離開焦山的時候，連一個手提袋都沒帶走，只有留下一句話，我告訴同寮的同學：“你們喜歡的話，就分別拿去吧！”
我二十三歲時又聚積了一些衣物，當我決意到台灣時，也只是交代說：“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單、枕頭，交給我正外出謀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單、物品，就交給同學智勇法師。”
我經過了這兩次“喜捨”的實踐以後，自知我有“能捨”的性格。所以後來一直本著香嚴智閒禪師的“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我自覺“能有能無”、“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捨能得” 。人有無限的“潛能”，為什麼我不能做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學道，最待養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個人忍飢忍餓、忍貧忍窮、忍苦忍難，都還容易。忍氣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