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時電視台的採訪，報章雜誌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導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為佛教和台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劃地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台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為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 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為傳播佛法，這也是為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為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捨，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除創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為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餘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歷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