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於，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為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為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裡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於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於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餘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為“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為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志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眾，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是因為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於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為“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為“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像，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裡，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