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又問：“出家人怕死嗎？”這就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了。因為如果我說“不怕死”，感覺太過矯情，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醫生要笑我是個沒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為疼痛有極限，超過能忍受的極限，疼痛的反應會喊叫，會呻吟，那時可就英雄變狗熊了。”
聽了我的這番話，醫生這才直接告訴我：“你的背上有一個黑點，經過切片檢查，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請你明天再來複檢一次。”我說：“不行，明天我要到宜蘭，為一位圓寂的老比丘尼達德法師舉火荼毘。”他說：“後天也沒有關係。”我說：“也不行，後天我要到高雄，有個會議要開。”
醫生苦笑著對我說：“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視呀！”我只有謝謝醫生，說：“我會再來。”
從榮民總醫院回到台北普門寺，徒弟們關心，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訴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們並不懂得什麼叫“切片”，我說：“就是從身上割下一塊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聽，急忙再問：“切的是哪一塊肉？”其實這是一句玩笑的話，所謂“切片”檢查者，就是從身上採取一些組織，抹在玻璃片上，以顯微鏡觀察，以此判斷身體的健康狀況，哪裡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見，當時一般人對醫學名詞的無知，對醫療常識的見解是如何膚淺了。
經過兩個月後，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門寺，徒眾告訴我，榮民總醫院來了幾次電話，一直催我複檢。我這時突然想到，醫生曾經問我是否跌過跤。我驚覺到，幾個月前颱風過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寶殿前的一棵大樹，我爬到欄杆上，想把樹幹扶正，一個不慎，整個人往後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這大概就是背後出現淤血、黑點的原因。
於是我馬上趕到榮民總醫院，把這個發現告訴醫生。醫生也如釋重負般“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同時不禁為我歡喜。
這段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從“生死邊緣”再次安然歷劫歸來一樣。直到一九九五年，國際佛光會理監事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臟一陣陣地刺痛，整夜難以入眠。當時以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過回台後，我還是隨即到榮民總醫院看診。結果經心臟科專家江志桓醫師做“心導管”檢查後，他說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開刀。
承蒙時任副院長，並曾擔任兩位“蔣總統”御醫的薑必寧醫師為我成立了一個心臟手術的小組，要我選擇一個主刀的醫師，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選擇了相當年輕，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臟開刀訓練的張燕醫師為我主刀。當時我並不認識張燕醫師，但是我知道，在那個心臟手術還不普遍的時候，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年紀又輕的醫師，比較能接受挑戰。
後來，張燕醫師升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我們成為互動良好的朋友。他曾隨我到過加拿大的落基山脈，也到過意大利、法國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曆史。回想當年他在開刀房為我進行八小時的手術，事後他很自豪地對我的弟子說：“你們關心你們的師父，但是只有我看過你們師父的心是什麼樣子！”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我以疾病的因緣，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後，他們邀請我擔任“台灣心臟協會”的理事，我欣然應命，至今一直以參加此會為榮。
最近，我又再次於“生死邊緣”走了一回。那是二〇〇六年，為了日內瓦佛光山會議中心落成，我前往歐洲，在瑞士一個小山區住宿時，忽然中風。所幸只是造成輕微的手臂動彈不得，但我仍帶著衰殘老邁的身軀，主持巴黎道場的破土典禮，以及日內瓦會議中心落成開幕。在會中，我請海峽兩岸的大使歡聚一堂，握手言歡，自覺得意。
我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邊緣”來回無數次，也曾為別人的生死做過一些服務。例如，曾經照顧過一位第三期肺癆的同道，直到痊癒；也曾為往生的老僧擔負棺木，送至火葬場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戰後期，不少難民紛紛逃亡，我曾獻金購船，幫助難民逃離戰火。後來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難民，都成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關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為他們說法。乃至香港赤柱監獄，一些被判終身監禁的死刑犯，我曾與他們做過“生死邊緣”的談話。也曾在台灣的土城監獄，聆聽一些垂死囚犯的心聲。我覺得一個人縱使犯法判刑，也要用愛去教育他們，例如蘇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從死亡邊緣又被救了回來。我曾在土城監獄和他們面對面講說生死，講說因果，講說冤屈，講說緣起緣滅。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裡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之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鐘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