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只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台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餘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台灣。只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來到台灣，但是沒有入台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會”會長的吳鴻麟老先生出面為我作保，我才得以獲准留台。但是當時台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紅皂白被分別關在台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被關進桃園的一所倉庫裡。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遊街。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所警察局，裡面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於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裡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後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台灣省主席”吳國禎先生的父親吳經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裡，人民只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著出去的。即使僥倖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於冤屈，也沒有受到刑罰，但從此難獲台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為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為可惜。
其實也難怪，因為當時距離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為時不久，我們在台灣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誤解。事實上，“二二八”的悲劇，是民族的不幸，當時台灣人民死傷很多，但是大陸人士傷亡也不在少數。今日評論“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視大陸人民死難的事實，坦白說也並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歲月裡，我非常感謝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以及妙果老和尚對我的厚愛，特別留我在圓光寺安單。我也感恩圖報，盡力為寺中的大眾服務。只是我在台灣，還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請到台中編《覺群週報》，這是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於上海發行的一份刊物。我從中壢到台中，只編了一期，聽說警察要逮捕我，嚇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後，台灣的“警備總部”經常有人密告我，有時說我偷聽大陸廣播，有時說我晚間換裝出外和人聚會。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收音機，哪裡會收聽廣播？我平時除了講經說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習慣於在世俗的場合裡聚會。甚至佛光山開山以後，也有人檢舉我藏有兩百支長槍。事實上佛光山至今兩百支棍棒都沒有，哪裡有兩百支長槍呢？
曾經有一次，我在宜蘭歡迎章嘉活佛到訪，致辭時我說：“歡迎我們的領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員竟然說我要造反，要擁護章嘉活佛當領袖。根據台灣南區“警備總部”常持琇司令說，我遭人檢舉的密函，在他那裡少說有一二尺高，可見我被人誣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說我走在“生死邊緣”上，都能化險為夷，平安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