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把淨土宗的印光法師比作山樣的渾樸、凝重，律宗的弘一法師比作水樣的秀美、飄逸。
佛門宗派，律宗自唐代終南山高僧道宣開創以來，到了近代，漸有衰頹之勢。後來虧得弘一法師出家弘道，複又重整旗鼓，可謂功德無量。
佛門持戒茹素，生活清苦，一般輿論都認為，一個人何苦放下好端端的生活不過，偏要去那廟裏青燈黃卷，作此修持苦行?可弘一法師卻不管這些，我行我素，自有主張。後來，夏丏尊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中，曾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自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謗毀佛法，可是對於佛法見聞不多。對於他的出家，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以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斷食的話頭，也許不會有虎跑寺馬先生彭先生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最後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么快速。我一向為這責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以來，我因他的督勵，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
弘一法師畢竟非同小可。結果，夏丏尊終於理解了他，他的許多其他朋友也理解了他。話說回來，即使人家不理解他，為他惋惜，為他感歎，甚至對他發種種猜測的議論，我想，他還是他，還是弘一法師，決不因為別人的輿論而自尋煩惱，另辟徑路。
一個人活在社會上，要經受得住輿論的壓力，實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當年還未走紅，正處於“天津橋頭無人識”的齊白石，由於在繪畫上力主創新，大膽突破前人陳規，所以一時處境孤立，圍攻他的人很多，有人甚至把他的畫說得一錢不值，百般詆毀。可齊白石卻並沒為此而感到懊喪，感到煩惱，依然“獨立大隊”，我還是我。因為他深深懂得，如果藝術沒有創新，便就失去生命。
畢竟，知音還是有的。20世紀20年代末，年僅三十多歲、風度翩翩的徐悲鴻從南京來到北京，擔任北京藝術學院院長。當他發現此時年已七十多歲的齊白石大膽師法造化，不落前人窠臼的畫風時，不禁大為贊歎。結果，徐悲鴻一反眾口，把個木匠出身、沒有文憑的齊白石聘為北京藝術學院教授。
不久，齊白石在一張送給悲鴻先生的山水畫上感慨萬分地題下了這樣一首詩：
少年為寫山水照，自娛豈欲世人誇，
我法何辭萬口罵，江南傾膽獨徐君，
謂我心手出怪異，鬼神使之非人能，
最憐一口反萬眾，使我衰顏汗滿淋。
終於，齊白石的“我法”，在悲鴻先生“一口反萬眾”的支持賞識下，沖破萬口痛罵局面而發揚光大了。
然而，也不是人人都經得住輿論壓力，乃至誹謗的。20年代到30年代，以拍《掛名夫妻》、《故都春夢》、《閑花野草》等影片而走紅影壇的阮玲玉，就在“人言可畏”的強大壓力下，走上了不該走的自盡之路。1934年，阮玲玉在影片《新女性》中擔任主角女教師。由於影片在1935年春節上映後，社會上黃色報刊為了討好當局，嘩眾取寵，一時競相造謠，無中生有，添油加醋地對影片編導和主要演員進行了無恥的人身攻擊。報上利用阮玲玉的婚姻問題大做文章，興風作浪，一時間緊鑼密鼓，鬧得風風雨雨。就這樣，這年3月8日早上，年僅25歲的阮玲玉，終於因為頂不住社會上加給她的種種侮辱、汙蔑和不實之詞，服藥含冤過早地結束了她的寶貴生命。
阮玲玉的死，固然和舊社會的黑暗密不可分。她的死，是對舊社會最強烈的無聲抗議。可是，如果當時她能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力排煩惱，跳出“人言可畏”緊箍咒的圍逼，難道就絕對沒有其他路可走了?畢竟，阮玲玉太年輕了，缺少世故錘煉所換來的智慧;加之，一個弱女子要在當時的社會上自主浮沉，又談何容易。
不過無論如何，佛是不主張被周圍輿論左右而墜進煩惱深淵的，更不要說是自尋短見了。當你一旦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時，你不妨試著居高臨下，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冷觀局內。如果一旦這樣了，說明你已啟動自身潛在著的冷靜的理性智慧，你將變得逐步清醒起來，逐步成熟起來。
生命是自己的，處處為別人說好說歹而活得惴惴不安，不是太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