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任何人讀了《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名言，都會為之首肯，認為是有道理。即使現代，美國式的民主社會，當他們要選舉總統的時候，就會要求候選人的人品和家庭夫婦關系等，沒有汙點或缺點。這便是東方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要求。
經典回放
選自《大學》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譯文】古代那些想在天下推行明德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想治好自己的國家，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先修煉好自身品德;想修煉好自身品德，先端正自己的心態;想端正自己的心態，先培養自己的誠意;想培養自己的誠意，先增進自己的智慧;想增進自己的智慧，先減少自己的貪欲。
大師釋疑
齊：整頓、管理的意思。
誠其意：使其意誠，即讓自己誠心誠意。
致知：使智慧通達。
格物：使內心的物欲一點一點減少。
學儒一得：貪婪導致愚蠢
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現代人看來，有些不合邏輯：能管好一個家庭，真的就能管好一個國家嗎?
我們當然得以《大學》成書的年代為背景來探討它的含義。那個時候的國家自然沒有現在這么大，方圓幾百裏、上千裏的諸侯國有幾個，多數是方圓幾十裏乃至幾裏的小國。而那時候的家就遠遠不止現在這么大。現在一個家庭一夫一妻一個孩子，父母雖然健在，老倆口怕跟兒媳鬧意見，還不願住到一起，“自成一家”。人口這么少，說到“管理”二字好像還有點誇張。
那時一個家庭一個妻子幾個妾生一堆孩子一大堆孫子，聚到一起擠滿一屋子。而且這個“家”字不是指家庭，而是指家族;不是指一個家族，而是指三族：母族、父族、妻族。三族的事都是“家事”。從曆史資料來看，那時一個士人如果當了官，有了封地，需要給三族的成員安排工作，使他們獲得收入。比如《說苑》記載，齊景公聽說晏子家裏窮，想把一個千戶的縣邑送給晏子，晏子辭謝說：“我家裏不窮啊!君王的賞賜，使我父、母、妻三族都受到恩澤，還惠及我的朋友，還有餘錢來救濟窮苦百姓。”“朋友”是指食客，也要靠這個官吃飯。既然跟三族及朋友都存在密切的經濟關系，必然存在管理關系。而三族的成員，個個沾親帶故，“打斷骨頭連著筋”，那比管理一般百姓要難多了。略有偏心，人家不服;說話不到位，人家不愛聽;稍有不合禮儀的地方，人家會說閑話，弄不好，年高的長輩還會指著你的鼻子數落一頓。所以，管理一“家”，難度不亞於管理一國，而且對個人能力、修養的要求非常高。由此可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合乎邏輯的，其中以修身為前提條件。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另一條邏輯線，其中以“格物”為前提條件。
對 “格物”一詞的含意，以前學術界有過不少爭論，莫衷一是。漢末鄭玄對這二字的注釋是：“格，來也。物，事也。”合在一起，竟然是“來事”。鄭玄注“六經”，曆來被奉為權威，但對“格物”二字的注釋，未能令人心服，所以後世屢有新注，亦未形成定論。顏元《習齋餘錄·言行錄》稱：“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以來，似皆未穩。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於格殺之’之格，即孔門六藝之教是也。”“王門”是指王守仁，即我們比較熟悉的王陽明。 “朱門”是指朱熹，被後世稱為“聖人”。兩人都是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是“心學”創始人，而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對“格物”二字的理解上承程顥、程頤。二程認為：“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程氏遺書》朱熹也認為格物就是窮物之理。
王陽明以前也相信“窮理”說，據南懷瑾大師介紹說：“他在少年時期，研究探討儒家的理學，好學深思，要想明白‘致知在格物’的真義，便曾對著竹子，用心去格。竹子是物，用心對著竹子在格物，這不能說是不對吧!他是打起精神，用心不亂，專心致志去格竹子。不像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樣輕松瀟灑;也不像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那樣的閑情逸致。所以他格了不久，格到心胸發病了!因此，後來他才下一定論，‘格物’的意思，是格去心中的物欲，並非是對著外物來硬格的。”
王陽明晚年幾乎只講“致良知”三字，他曾把“格物致知”之法概括為四句話：“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格物”的理解是去除貪欲而存其良知。很顯然，南懷瑾大師比較認同這一觀點。王陽明是在參融儒學、佛學的基礎上開創“心學”的，而南大師也往往以佛學為基礎參研其他學說。兩人倒是同志。
筆者贊同這一觀點的原因是，對程顥、程頤、朱熹等等諸公所作的解釋根本聽不懂。非但不懂，反而越聽越糊塗。只有王陽明先生講的一聽就懂，所以覺得是好東西。筆者有一個偏見，凡是聽不懂的，就覺得要么是對方沒有真正把道理搞清，要么是對方不會講，反正不是自己的問題——這是最常見的一種毛病：怨人不怨己。
不過還有一個原因：先儒做學問，是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講學是為了傳道解惑，力求讓人弄懂弄通。後儒做學問，是從書本中來，到書本中去，講學是為了混飯吃，換功名，力求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來證明自己學問高。所以筆者對先儒所講的不懂的東西都會保持謹慎，對後儒所講的不懂的東西都會深惡痛絕，覺得他一定是故弄玄虛騙老子。當然這也是一個偏見。
假設“格物”的真意是去除貪欲，那么這個“格”字用得真妙，一點一點除滅。貪欲這個東西，就像冬天裏手上的死皮，剝掉一層還有一層，雖說討厭，還不能性急，否則用力過猛，連嫩肉都撕下來。
“致知”的“知”，是智慧，不是知識，如果想獲得知識，讀書就可以了，用不著跟貪欲過不去。要獲得智慧就沒這么簡單。
去除貪欲跟增進智慧有什么關系呢?智慧的特點是自由思考，無拘無束。而物欲就像一根繩索，牽住你的思維，左右你的思想，讓你患得患失，無法自由思考。物欲越多越強烈，綁的繩索越多越粗，就動彈不得了。打個比方，你愛上了某個女生，愛到“非她不娶”，早上一睜開眼就在想她，晚上閉上眼還放不下她，做任何事都沒情沒緒，這不像被繩子綁住了一樣嗎?
當然，像追求愛情、追求吃飽穿暖這種基本欲望，是去除不了的，“格物”的目的在於去除貪欲，並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物欲，盡量擴張思想的空間，使智慧更通達。
所謂貪欲，就是追求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或自己不該享有的東西。那么，什么東西不屬於自己或不該享有呢?這是一個涉及法律、道德、倫理、制度、價值觀等多方面的綜合性話題，一言難盡。大致上來說，自己沒有對等付出的東西是不屬於自己的，與自身條件不適配的是自己暫時不該享有的。所謂“暫時”，是因為人們可以通過努力改善現有條件。所以說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如果心裏有了貪欲，智力就會急劇下降，可能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了。
有一個佛經故事：古時候，菩薩轉生為樹神。有一次，波羅奈舉行祭祀活動，人們在廣場、大路等各個地方撒下魚肉等許多食物，還放置許多碗，裏面盛滿了酒。
有一只豺，半夜偷偷地吃了魚和肉，還喝了酒。
由於酒喝得有點過量，豺昏頭昏腦的，鑽進樹叢，一覺睡到天亮。醒來一看，天已大亮，心想：人們看見我，肯定會打死我，現在我不能出城。於是，豺走到路邊，趴在隱蔽的地方，盯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一聲不吭。後來，豺看見一個婆羅門在水池中洗臉，心想：“婆羅門都是貪財的。我如果用錢財引誘他，他肯定會答應我的要求。”
於是，豺走過去，對婆羅門說：“婆羅門啊!我有兩百金幣，如果你將我抱在懷中，藏在衣服裏，不讓任何人看見，帶我出城，我就告訴你金幣在哪兒。”
婆羅門一聽，馬上就同意了。他依豺所說，將豺帶到了安全地方。豺說：“婆羅門啊!將你的上衣鋪在地上吧!”
婆羅門一心想著財寶，把上衣鋪在地上。
“你就在這棵樹底下挖吧!”
婆羅門專心挖地的時候，豺爬到婆羅門的上衣上，在四角和中央塗上屎和尿，把上衣弄得又髒又濕，然後溜進墳場的樹林裏。
菩薩站在樹枝上，念了一首偈頌：財迷心竅婆羅門，居然相信偷酒豺，一百貝殼也沒有，兩百金幣從何來?
在這個故事裏，豺隱喻社會上那些偷盜行騙的壞人。我們看這個故事時，肯定覺得這個婆羅門太傻了，居然相信一個壞蛋。這是因為我們此時對這二百金幣沒有貪欲的緣故。如果受到現實中某個壞蛋二百金幣的引誘，腦筋是否還有這么靈光，就不一定了。否則，生活中也不會有那么多人上當受騙，也不會有那么多人受人利用。
如果有效戒降了貪欲，智慧就清澈明亮了，在做人做事時，沒有非分的想法，只知以己之力，取己當得，誠意就顯示出來了。由於沒有投機取巧的念頭，只求毫無水分的業績，心態就端正了。由於沒有損人利己的行為，只有助人為樂的事跡，品德就彰顯出來了。到了這一步，修身的功夫已經做得很不錯，接下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沒有人會不服氣。
有沒有機會“治國、平天下”，又要看境遇。有治國之能卻沒有治國的機會，也要心平氣和地對待。因為有治國之能的人很多，不是非把這個機會給你不可。如果抱怨什么“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也是貪欲，說明修身的功夫做得並不夠。
此外，儒家的“治國平天下”，主要講“德化”，而不是“權治”。一個君子，總是能夠用自己的美德熏陶、感化世人，小則改善一個地方的風氣，大則改善一個國家的風尚。孔子從來沒有當過國王，但他的學術、美德影響直達二千年之後，你能說他沒有“治國平天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