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一切作為，應如行雲流水，義所當為，理所應為，作應當作的事。作過了，如雁過長空，風來竹面，不著絲毫痕跡，不有纖芥在胸中。所謂“行不言之教”，是說萬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說不作，或作而後說，往往都是徒費唇舌而已。
經典回放
選自《道德經》
【原文】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譯文】所以，聖人以“無為”的方式行事，用“不言”的方法教導別人，萬物興起時，不勉強阻止，也不強占天下創造的成果。有所倡導時，不依恃自己的才能，事業成功了，也不把功勞攬在自己的身上。正因為他不居功，他的功勞才不可磨滅。
大師釋疑
無為：不勉強去做，即順其自然。
不言之教：即用行為進行引導。
作焉：興起，萌生。
為而不恃：即加以引導而不依賴自己的才能。
學道一得：最好不等於一百分
本節選錄的老子這段文字，每句話都含意豐富，合起來就是四個字：順其自然。這是老子推崇的聖人境界。從古到今都沒有人完全達到過這些境界，但某些人在某個方面確實做得很好。我們不妨逐句來進行論述。
何謂“處無為之事”?也就是不勉強去做什么，有一點像我們現在所說的“按規律辦事”。但只是有一點像而已!它的主要意思是不按自己的主觀意願辦事。如果把老子的另一句話聯系起來，意思就比較明朗了：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就是說，要順從民意。老百姓想過怎樣的生活，就讓他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不加入自己的主觀傾向。這有點接近古羅馬時期雅典的民主制度，當時雅典無論決定什么提案或審判犯人，都由一個501人組成的法官團投票決定，按票數多的辦。這種泛民主制度存在比較大的缺陷，不過給後世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老子並沒有提出“處無為之事”的具體方法。春秋時尹文的話，頗有點“無為”法的味道。當時，齊宣王問尹文：“作為一個領袖人物，要遵循什么法則呢?”
尹文回答說：“領袖人物要遵循的法則是：政令簡明不逞能，寬和大度能容人。上面的事情少，下面就易於執行;上面的法令簡明，下面就易於遵行。這樣，部下就不會因為觸犯一些多餘的政策、條令而受到懲罰。大道能容萬物，大德能容眾人，聖人政令簡明，天下卻治理得很好。《尚書》說：‘寬容即是聖明。’詩人說：‘周王有寬和的度量，所以國運能延綿久遠。’”
這算不算順從民意呢?算不算順其自然呢?
何謂“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以身為表率，引導天下為善，而不是用各種法令、條例強迫百姓服從自己的意願。
何謂“萬物作焉而不辭”?也就是事物興起時，不勉強去阻止。一般來說，既得利益者都喜歡穩定，害怕變動。一旦社會上某個新生事物萌芽，就如同大敵，想方設法去阻止，直到完全沒有能力阻止，才予以承認。到了這時，新生事物實際上已經變成舊事物了。從曆史來看，中國的統治集團就像一群健牛，拉著曆史列車。不過他們不是在前面使勁，而是向後面拉，直到拉得筋疲力盡，列車才開始快速向前推進。如果這輛列車完全不動了，他們也會向前推一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統治階層是延滯曆史前進的最大阻力。老子提出“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許是針對這一弊端而發。
何謂“生而不有”?也就是不強行占有天下創造的成果。統治階級為了自身享樂的需要，就要用各種手段強占天下創造的成果，至於占有比例，曆朝曆代又有所不同。中國曆史就是一個個盛與衰的怪圈組成的，其根源就在統治階級的強行占有：社會越繁榮，統治階級的腐敗與浪費越劇烈，民間也奢侈之風，當社會的創造能力難滿足消費能力時，國家就由盛而衰。新一代領導人往往比較廉潔，從勤儉開始創業，國家又由衰而盛。如此循環不已。誰能打破怪圈?老子寄希望於“行不言之教”的聖人。
何謂“為而不恃”?聖人並不是一個旁觀者，老百姓也有愚蠢的一面，不一定能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事業。這時候，就需要聖人用智慧進行引導。不過，僅僅是引導民意和根據民意制訂政策而已，聖人不會為了證明自己的治國才能而勉強推行什么或反對什么。
但聖人並非雪藏自己的智慧而不用，只是不用私智而用公智而已。一方面，廣泛傾聽大家的意見，一方面，利用大家公認的制度進行管理。他獎賞誰，不是因為喜歡他;他懲罰誰，不是因為討厭他;他推行什么，不是因為自己愛好，而是符合公眾的利益;他反對什么，不是因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是不符合公眾的利益。春秋賢士師曠的話，或許可以為老子的“為而不恃”作一個注解：
有一次，晉平公問師曠：“做好一個領袖人物，有規律可循嗎?”
師曠回答說：“做好一個領袖人物的規律是：悠閑恬淡不逞能。最重要的是仁愛，最緊要的是用人。要廣開言路，疏通溝通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情況;不被流行風氣困擾，不受身邊之人蒙蔽。要保持清醒頭腦，從現存事物中看到它的未來趨勢;要保持獨立人格，堅持自己的處事原則和獨到見解。要實事求是地考評部下的業績，以公平的獎罰來統禦部下。這都是一個領袖人物應該做好的事。”
何謂“功成而弗居”?也就是不把功勞歸於自己。因為聖人“無為”，讓老百姓自自然然地生活，好像沒有功勞一樣。正因為他不居功，他的功勞才不可磨滅。
漢朝的“文景之治”是曆史上少有的聖明時代，漢文帝、漢景帝並沒有在國家制度建設方面沒有多少建樹，好像沒有功勞一樣，但他們的功勞確實不可磨滅。不過他們也有不足的地方：沒有根據民情變化適時調整政策。老子的宗旨是“無為而無不為”，只要不逞能就行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在曆史上，將老子的“無為”法做得最好的應該是漢高祖劉邦。當然，所謂最好，並非100分，而是60分或70分，這已經足夠讓他排名第一了。劉邦無論打天下的謀略是靠大家出主意，他只是用勇氣和仁義來引導大家向一個共同目標努力而已。劉邦治天下的政策是靠大家來制訂，他只是用自己的勤儉來引導大家的勤儉而已。而他訂下的政策卻深合民心。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事業成功後，他不把功勞攬在自己身上，而是歸於下屬。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這當然是劉邦的謙遜，如果他沒有過人的品德和智慧，三傑既不會為他所用，他也不會用啊!試想，遇到任何一個問題，向他出主意的人必然很多，有的說東，有的道西，在眾議紛紛中，劉邦為什么能正好選中那條正確意見呢?這難道是運氣嗎?我們在生活中也會遇到各種意見，有沒有傾聽的耐心，首先就是個問題，偶爾有所選擇，可能選中的恰好是最錯的那條。由此可以說明，劉邦具有過人的洞察力，這是他事業成功的主要原因。
後世的人譏議他無智無能，全靠他人幫襯，恰恰說明他“無為”的功夫做得好，達到了“功成而不居”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