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並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
經典回放
選自《孟子》
【原文】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譯文】(孟子)說：“沒有經濟性收入卻有堅守道德的恒心，只有賢士能夠做到。如果一般百姓沒有經濟性收入，就不會有這種恒心。如果沒有恒心，就會放縱邪僻，無所不為。等到(他們)犯了罪，然後用刑法去處罰他們，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君主掌權卻可以做這種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君在制訂經濟政策時，一定要使老百姓的收入上能贍養父母，下能養活妻兒;豐年能豐衣足食，災年也不致於餓死。然後督促他們培養美德，老百姓就比較容易服從了。如今百姓的收入上不能贍養父母，下不能養活妻女，豐年也生活在困苦之中，災年免不了要餓死。這樣，他們想把自己從死亡中拯救出來還怕來不及，哪裏還顧得上講求禮義呢?
大師釋疑
恒產：“恒“即經常。”產“即生產，這裏指生產成果。全句意為經常性收入或固定收入。
放辟邪侈：“放”即放縱，“辟”同“僻”，指行為不正。“邪”和“辟”同義。“侈”和“放”同義。
罔民：對人民張羅網，也就是使民自陷於罪的意思。罔，同“網”，
制：規定。
畜：養活。
學儒一得：讓好人有條件做好人，讓壞人不需要做壞人
孟子的思想比後儒開明，他並不要求普通人像賢士一樣堅守品德。他只是提倡用善政引導民眾向善。
對多數人來說，本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韓非子曾說過一段很中肯的話：“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抬轎的人希望別人富貴，賣棺材的人希望聽到別人死亡的消息。當然現在沒有抬轎的人，只有出租車司機。如果大家都沒錢，出租車司機就沒有生意。如果大家都不死，棺材店就會倒閉。出租車司機希望別人富貴，並不是因為心眼好;棺材店老板希望聽到死人的消息，也不是因為心眼壞。而是因為利益的驅動。他們都無所謂好壞，只是正常的趨利心理。
假如人可以分為好人或壞人的話，那么，好人也需要有條件才能做好人，壞人在有必要時才會做壞人。所謂的“善政”，無非是讓好人有條件做好人，讓壞人不需要做壞人。所謂的“暴政”，就是逼得好人變壞，逼得壞人更壞。
政治、經濟不分家，搞政治的人，如果不把經濟問題搞清，政治也會一團糟。中國的老百姓不太關心政治，誰當老板都一樣，只要能過上好日子，就不會有什么意見。否則的話，哪怕是孔聖人當家，他們也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假如一個社會盜賊增多、治安變壞，肯定是經濟政策出了問題。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描寫了漢朝末期治安變壞的狀況：由於苛捐雜稅太重，百姓難以維生，於是棄掉土地進城經商。又由於缺乏經營之能，加上市場不景氣，紛紛破產，於是上山當盜賊。可是當盜賊的日子也不好過，最後聚眾造反。這樣的循環總是在曆史中一次次重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當權者的貪婪逼得普通百姓不得不“變壞”，並最終把自己也逼上了絕路。
當盜賊四起時，如果不改善經濟制度，靠捕盜是毫無益處的。元人有詩歎曰：“中原莫遣生強盜，強盜生時豈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原是盜根株。”
元人還有一首諷刺詩說：“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政府官員通常就是盜賊四起的根源，他們跟盜賊其實沒有多大差別。只不過一個用武力劫奪，一個用權力劫奪而已。既然都是劫奪，以此治彼，怎么可能治得下來呢?
春秋時期，晉國盜匪四起，國君下令各級官吏要盡全力捕捉強盜，可是收效甚微，強盜反而一天比一天猖獗了。
有一個叫郤雍的人，他的眼光很厲害，光看相貌就能辨別誰是否是強盜。京城裏負責捕盜的人，常常把他帶在身邊，效果十分明顯，沒過多久，就抓了很多盜賊，殺了他們的頭。一時間，京城的治安狀況大為好轉。
晉國國君非常高興，有一次他和趙文子聊天，談到郤雍這個人，稱贊說：“我因為得到了這個人，讓一國的強盜都跑不掉了。”
趙文子不以為然地說：“你只看到表面現象。用這種方法捕盜，雖然可以抓住很多，卻無法根除。因為強盜為了躲避抓捕，紛紛逃往山林之中，郤雍是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再說強盜的兒子因自己的父親被殺，就會加入強盜隊伍，替父報仇，與官府對著幹，這樣強盜就會層出不窮。再說，強盜們經常被抓，是因為有了郤雍，那么郤雍的人身安全恐怕有危險了!”
果然，沒過多久，強盜們就設法將郤雍殺掉了。
晉國國君知道這件事後，十分震驚，立即召見趙文子商量對策。趙文子建議他運用賢人，施行教化。國君采納了他的建議，讓隨會來主持政事，選拔仁人賢士施行教化，一時間全國尚學成風，強盜們逐漸金盆洗手，社會風氣大有好轉。
此類說明，進行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對治盜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雖然晉國的風氣因此好轉，但仍然是治標不治本之法。因為這本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
相對來說，西漢龔遂的治盜方法就高明多了。當時，渤海郡發生了嚴重的饑荒，老百姓缺衣少食，生活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官非但不加安撫，反而繼續征糧逼稅。老百姓走投無路，紛紛起來造反，渤海郡大亂。漢宣帝非常著急，就派德高望重的龔遂出任渤海郡的太守。臨行前，漢宣帝召見龔遂。龔遂直言不諱地指出：渤海之亂責任在地方官吏。百姓饑寒交迫，官府卻繼續盤剝，百姓生活不下去，不能坐著等死，他們群起反抗實屬無奈。他問漢宣帝：“陛下您派老臣到渤海，僅僅是要以武力戰勝那裏作亂的平民百姓呢，還是要臣以道德感化並安撫百姓，使百姓從此安居樂業?”
漢宣帝表示要想辦法讓百姓安居樂業。於是，龔遂要求隨機應變、靈活處理問題的權力。漢宣帝當即答應了他的請求。
龔遂上任後，隨即發出公文：罷黜所有專門抓捕造反民眾的“捕盜賊吏”;凡是拿著鋤頭、鐮刀等農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凡攜帶兵器的人勸其歸農，拒不執行者可以抓捕。然後龔遂自己輕車簡從到府中就任。龔遂還打開官府糧倉救濟貧苦百姓，懲處貪官汙吏，任用清廉的官員安撫百姓。這些措施深得人心，很多造反的人紛紛放下武器，重新回到了土地上。
龔遂並沒有以此為滿足，他深知如果不發展生產，人民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沒有保障，社會秩序就不會長久安定。於是，他積極勸導人民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規定播種和收獲的時候農民不能離開土地。龔遂還讓郡內的百姓一人種一棵榆樹、一畦韭菜，每家養兩頭豬、五只雞，鼓勵農民采摘菱角、芋頭之類的東西，以備饑荒。龔遂還帶頭倡導節儉，杜絕奢侈浪費。幾年以後，渤海郡家家豐衣足食，百姓安居樂業，平安相處，各種訴訟案件幾乎沒有了。
龔遂注意發展生產，從解決百姓的衣食問題入手，可謂深得孟子思想的精華。
在中國，由於曆史文化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因經濟問題引化治安混亂的惡性循環。其原因有二：
一是強勢者比較貪婪而愚蠢。認為強勢者比較愚蠢，並非說他們智商低，而是說他們缺少智慧。一般來說，自私應該不是一種毛病，強勢者貪求私利，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們卻不懂得保護利益的源頭。就像那個寓言故事中愚蠢的農夫一樣，他得到了一個不斷吐金幣的口袋，卻不惜拿走最後一個，以致這條口袋失去了吐金幣的能力。有些強勢者，比方說企業老板，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不惜拿走最後一個“金幣”。有的人甚至還有一種奇怪的馴鷹理論：不能讓鷹吃飽，否則它就不會積極捕捉獵物了。可惜弱勢者並非愚蠢的鷹，他們隨時可能啄瞎“馴鷹”者的眼睛。
真正智慧的做法是：如果自己想擁有恒產，必須讓員工擁有恒產。這樣才能活水長流。
二是弱勢者比較老實而膽怯。在中國，真正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可能不是做官、做學問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如《說文解字》所雲：儒者，柔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性情往往比較柔弱，比較愛面子，不喜歡爭利。所以即使在利益問題上有不滿，他們也不太會激烈抗爭。到了忍無可忍時，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反抗異常激烈。中國每過幾十年或一二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浩劫，至於小的社會動蕩，更是從來沒有停止過。就是這種“兩極”行為造成的。這樣的曆史，在世界史上可以說獨一無二。
鑒於中國國情，當政者在制訂經濟政策時，指望強勢者好心發作、主動讓利是不可能的。不妨借鑒西方的利益分配制度與分配比例，明確規定企業主、股東與員工的利益分配比例，減少利益分配的隨意性。這樣，或可解決孟子所說的“恒產”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