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從事政治的當權者或立法者，當你要發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個最基層的平民群眾，也是對象的當事人。只是現在立場不同，處境不一樣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這個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礙難，也是很不妥當的，那就不能隨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別人遵守了。
經典回放
選自《大學》
【原文】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譯文】堯、舜用仁政統率天下，民眾也變得友愛;桀、紂用暴政統治天下，民眾也變得凶暴。號令和自己的嗜好相反，民眾是不會服從的。因此，君子先要求自己具備美德，然後才去要求別人的美德;先要求自己改掉惡習，然後才去批評別人的惡習。如果自己沒有不強求他人的品性，卻去開導別人明白善惡的道理，那是辦不到的。
大師釋疑
帥：同“率”，率領，統帥。
令：號令、命令、政令。
有諸己：即“有之於己”，意為自己所具有的，這裏指具有美德。
所藏乎身不恕：即自身品德中不具備怒的特點。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也就是不強求他人。
喻：使別人明白。
學儒一得：對普通群眾不宜要求太高
儒家有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表面看，這兩個觀點都很有道理，但如果把這兩個觀點合起來用，就存有很大缺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理所當然。但如果是自己覺得好的，想要的，可不可以施於人呢?怎么知道別人想不想要?比如“禮”這種美德，在儒家看來越看越美，所以進行深入研究，研究出了“禮儀三千，威儀八百”，花半輩子功夫才能全部學到手。儒家之外的人可能並不喜歡“禮”，或者不喜歡那么“多禮”，這時候該怎么對待?儒士們可能因為“有諸己”，就理直氣壯地“求諸人”和“非諸人”。這對別人來說，就勉為其難了!
如果儒士沒有當上官，他們會好心好意地指導別人學“禮”，要是人家不理他的茬，他們就會歪著嘴巴指責人家“非禮”。如果儒士當了官，有了作出決定乃至制訂政策的權力，他們就會把那種勉為其難的特點反映在決定或政策中，而對百姓造成不便乃至傷害。
從曆史來看，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1000多年時間裏，中國的法律、制度往往體現出苛刻和不近人情的特點。只有唐朝前期等少數幾個時代才顯得相對比較寬松，這並不是儒家思想的功勞，相反恰恰是儒家思想被削弱的結果。在唐朝前期，李世民規定三大教的排序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武則天當政後，調整了一下次序，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儒家沒有獨尊的地位，影響力就小多了。但老百姓並沒有因為缺少儒家的嚴格的要求而變壞，反而變好了。比如 630年，全國處決的死刑犯只有29人，可見當時的犯罪率很低。只要儒家能夠幹預國家政策，老百姓的自由度就會急劇降低，但社會風氣未必因此好轉，人心反而變得更偽詐了。誠如老子《道德經》所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儒家的目標是推行仁義，是為了使社會風氣變好，為什么事與願違呢?原因有三：
第一，對普通群眾要求太高。
儒家的目標是做“大人”，或者說“學做聖賢”，用很高的標准來要求自己，當然沒有問題。用這個標准來要求普通群眾，就太過分了，因為他們未必都想做“大人”。
據《荀子·哀公篇》記載，孔子曾魯哀公探討用人問題時，曾說，天下有五種人：庸人，士，君子，賢人、聖人。
魯哀公就說：“請問什么樣的人叫做庸人呢?”
孔子說：“所謂庸人，有這種特點：嘴裏說不出好話，心裏不擔心正事，不知道推舉並追隨賢人善士以幫助排憂解難，行動沒有目標，立身沒有原則。每天追逐物質財富，卻不知道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只知道因利而動，卻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受七情六欲支配，心也跟著變壞了。這樣的人可以說是庸人。”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所謂“嘴裏說不出好話”，是指說不出合乎美德的話，“心裏不擔心正事”，是不關心國家、社會和他人的事。所謂“心也跟著變壞”，是指隨時可能因欲望而生出壞心眼，並不是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
魯哀公又問：“什么樣的人可以稱為士呢?”
孔子回答說：“所謂士，具有這樣的特點：他雖然不能完全懂得正道和運用方法，但行事還能夠有所遵循;雖然不能把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有自己的原則。不追求知識淵博，但追求完全學有專精;不追求多發議論，而追求說話在理;不追求多幹工作，而追求辦事效果。他所掌握的知識、說的話、做的事，就像生命和肌膚一樣不可更改。因此富貴不能增加他的快樂，貧賤也不能減損他的美德，這就是士。”
魯哀公又問：“那么怎樣才算君子呢?”
孔子回答說：“所謂君子，具有這些特點：說話忠誠守信，但內心並不認為這是什么了不起的品德;做事依從仁義，但並不以此為驕傲;智慧通達，但不在言辭上爭強好勝，這就是君子。”
為什么君子講忠信、行仁義，卻不認為有什么了不起呢?因為這些美德已經成為君子的一種習慣，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就像吃飯穿衣一樣平常，所以不覺得有什么了不起。
魯哀公說：“夫子說得對極了!那么請問什么是賢人呢?”
孔子回答說：“所謂賢人，具有這樣的特點：行為合乎規范，卻不違逆自己的本性;言論足以成為天下的准則，又不會損傷自己的身體;富有天下，卻沒有一點不義之財;使天下得到福利，卻不用擔心因此變得貧窮。這樣的人稱得上賢人了。”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行為自然合乎規范，才不違逆本性。想做卻不敢做，只好“演戲”，與本性不符。言論合乎規律，實行起來很簡單，就不用勞神費力而傷身體。心懷天下，就富有天下，並不是非把財富弄到自己的小家來不可。“取之有道”，就沒有不義之財。用善政使天下得到福利，而不是拿私財送給少數人，自然不會把自己弄成一個窮光蛋。
魯哀公說：“說得太好了!請問什么人可稱得上聖人?”
孔子說：“所謂聖人，具有這樣的特點：智慧與大道相通，隨大道變化而變化，永無窮盡，這是因為他對萬物的情性了如指掌。所謂“大道”，是一種支配萬物變化並因此成就萬物的東西。所謂“情性”，是事物內部不可更改的規律。聖人明大道而通情性，所以他行事時，境界像天地一樣宏大，智慧像日月一樣昭明，德行像風雨一樣遍施，態度就祭祀一樣莊嚴肅穆。他們辦事的方法，找不到出處，好像上天授予的一樣;他們辦事的結果，百姓很滿意，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了。這樣的人，稱得上聖人。
從這個故事來看，各種人的境界、智能、追求目標等等都是不一樣的，那么就不能勉強要求一律，各種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這樣也很好。但是後世的儒士們對先儒的學問學到半通不通，已經不知道這個道理了，所以經常以自己的標准來嚴格要求普通群眾，反而把社會價值觀搞亂了。
尤其是宋代理學出爐後，變得完全不講道理、不近人情了。理學的有一個宗旨：存天理，滅人欲。這是聖人的境界，賢人都做不到，何況一般大眾?在“存天理，滅人欲”之下，又制訂“三綱五常”的規則，又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要求，這時候的所謂儒學，已經變成了一種毒素，不知不覺地侵害著社會肌體。要不然中國人也不會在晚清時成為“東亞病夫”了。
其實“理學”剛流行時，就有識者看到了它的弊端。南宋大儒邵雍，世稱“康節先生”，精通易學。理學兩大先鋒人物程顥、程頤曾隨從他學易，卻無所成。邵雍臨死，程頤就問他：“從此就要永訣了，您有什么要告訴我的嗎?” 邵雍用兩手一比，沒有做聲。程頤不懂，就問是什么意思。邵雍說：“前面路徑須令寬。窄則自無著身處，能使人行乎!”意思是說，前面的路道要留寬一點，太窄了，自己都站不住腳，別人怎么能走過去呢!
理學的特點正是如此，那些理學家自己都實行不了，要求普通人實行，不是太勉為其難了嗎?
所以我們學習儒學，只需學孟子之前的儒學，漢儒董仲舒之後的儒學，已經是一盤受到汙染的大雜燴，味道美不美，都不值得品嘗。
其二，年齡的隔閡。
儒士以自己的標准要求大眾，也許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引導社會道德水准的提升，也是一項需要做的工作。但他們的年齡很成問題。大致上，到他們足以左右國家政策時，往往已經到了中老年。不考慮大眾的標准，按自己認為好的方式做，政策就會存在“代溝”。這個道理，跟父母和兒女之間存在“代溝”是一樣的，用不著細談。以前有人提過中國的“老人政治”的問題，老年人的欲望降低了，行動能力減弱了，生活要求也降低了，而且能夠到達很高地位的人，本身就比一般人勤奮敬業。用這種標准要求大眾，就不合理了。中國的法律、制度從來沒有被認認真真執行過，不是中國人太壞，而是法律、制度確確實實是不合理的。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其三，不尊重普通群眾的選擇。
儒家有一個特點：堅定不移地推銷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這就像推銷員想把某件商品硬塞給顧客而不尊重顧客的選擇一樣。
孔子曾提出過一個觀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大意是不要固守成見，不要固執己見。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但實際上孔子本人並沒有達到這么高的境界。否則他就不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竭盡全力地推銷自己的“仁道”，卻不考慮對仁道做一些改進，使之變得“適銷對路”。
先儒尚且達不到這么高的境界，後儒就更不行了，所以一旦儒家得勢，他們就會頑固地推行自己以為的“善政”，極少征詢群眾的意見，並且從不懷疑這樣做可能是錯的。中國一千多年來的政治弊端，主要就出在這個地方。
我們學儒，需要謹慎地剔除這種自以為是的東西。在追求傑出的同時學會尊重群眾，跟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就比較接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