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末的時局狀況
佛教的發展，和時代及地區的習尚，密切相關。情末的時局狀況，對佛教的學風，有深刻的影響，自是無庸贅言。但清末的時局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自西元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清廷對外的戰爭及交涉，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在列強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除戰火波及之處，民亡、物毀之外．列強藉締結不平等的條約，始則要求通商、傳教，繼則割地、賠款，如有欲求不遂，軍事武力隨之，非達目的不止。至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後，更要求在通商口建立工廠，要求在內地建鐵路，開採礦產，和劃分勢力範圍。使中國有面臨瓜分的危險（註一）。
清廷對內的處境又如何呢？自干、嘉的盛極而衰，因耕地不足，及龐大人口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於是有白蓮教大規模的叛亂，費時八年（一七九六 —一八０四），才告平定（註二）。因戡亂而支出的鉅大經費和兵力的耗損，促使清廷統治的危機加深。更因鴉片戰爭爆發，外力入侵，使局勢惡化。接著太平天國的戰事又起，規模更大，東南精華地區悉淪入戰火區，人民被災流離，田園荒蕪欠收；雖力會國藩、李鴻章的定亂，卻隨即又捲入撚亂的洪流中。而以一九０O年庚子事變，義和團的無知盲動，終於釀成八國聯軍的慘禍。清廷自此，病入膏肓，直到一九一一年被推翻為止，可說，戰禍連年，無長期安定的生活（註三）。
在這種痛苦不堪的歲月中，藉信仰以安慰心靈，便成了民眾自然的需求。印光大師就是出生於這樣的時代裏。
第二節 清末佛教的處境
清末中國佛教的艱難處境，正如時局變亂的內外根源一樣。一方面是鴉片戰爭後，西洋勢力的湧入，特別是傳教士藉此機會，在中國境內大肆擴張，破壞神像、摧毀民族信仰、侵奪教產，造成各地層出不窮的教案（註四）。另一方面，則來自清廷政策上的壓迫，因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O九）在戊戌變法之年，著《勸學篇》，主張用全國寺廟財產與學，作為興辦教育的經費，獲朝廷批准（註五）。後雖由西太后廢止（註六），然始終為各省土豪劣紳所覬覦，寺廟財產被並占者，不計其數。使佛教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
由於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已有悠久深厚的關係，值此噩運時期，激發有識之士，出面挽救，欲使佛教自劫灰中重獲新生。章太炎居士（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首先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０五）發表「告佛子書」，一面喚醒僧徒認清時代，要急起直追自辦學校。一面忠告當時的士大夫們，不應對佛教有此荒謬舉動，應對此世界最高的佛法加以發揚（註七）。
光緒三十二年，江蘇天甯寺文希法師，首創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施以新佛教教育，後雖被保守派所阻擾，事業中挫（註八）；但，楊仁山居士（一八三七 ——一九一一）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數人，研究佛學、漢學及英文。就學緇素中的歐陽竟無、仁山、太虛、智光等，因而成為日後五十年來中國佛教的領導人物（註九）。楊仁山居士被稱為「現代中國佛教之父」（註一O），實非虛譽。
另外，由於日本淨土真宗的介入，引誘杭州地區的中國佛寺，受其以日本政府的保護為名，納入其系統（註一一），引起清廷的警覺。於是兩江總督端方，在宣統元年（一九０九），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校，聘月霞、諦閑兩法師相繼主持教務，培養佛教師資人才。大虛、仁山、智光等，亦曾在此受教育（註一二）。
總之，佛教因受滿清政府的岐視與壓迫，加上西洋傳教士的侵凌，遂激起僧青年的自覺自救。各省既有興學的風氣，僧青年亦能警覺時代變局中的革新之道，於是中國新佛教之風氣，便開始在僧青年中醞釀。
第三節 清末佛教思想
清末的佛教思想，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之下，到底呈現怎樣的一副面貌呢？
我們知道，中國佛教的宗派，如：俱舍、成實、三論、唯識、真言等各宗，在唐中葉以後，已漸失傳，天臺、華嚴也失去了活力；只有禪、淨二宗成為中國民眾信仰的兩大主流。而從北宋永明延壽（九０四——九七五）著《萬善同歸集》以來，禪、淨融合的主張，逐漸成為中國近世佛教發展的思想趨向。到明末蓮池大師（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和澫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時，更發揚禪、淨融合的思想，而達到高峰。清末以來，因禪宗的沒落，不再被強調，淨土宗因而成了主要的法門（註一三）。印光大師承襲的，就是這一最普遍化的佛教思想（註一四）。然而，在當時，淨土法門缺乏真正深刻作持的大師，在社會上趕經懺營生，反成了佛教的主要活動，招來知識份子的嚴重岐視（註一五）。於是，印光大師的發心出家，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改革此不良風尚，而賦以淨土法門的新機。
一般而言，清末雖有唯識學的典籍，自日本帶回中國，並對民國以來的佛學研究，起重大的影響，但在研究上仍屬起步階段而已。事實上，唯識學的復興，即在日後，也限於知識份子中的流傳而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傳統的佛教思想中，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和《阿彌陀經》等，還是大行其道（註一六）。
並且，近代的中國是多災多難的時潮，國勢衰微，人心思變、彷徨，要驟然提升佛學的義理層次，事實上不可能。這就是狄楚青等，何以辦《佛學叢報》時，會大力推薦印光大師的《文鈔》，並獲得社會巨大迴響的原因（註一七）。
印光大師所以宏揚淨土法門，就是有見於清末戰亂，生靈塗炭，其他法門無法直接利濟群生，所以堅信唯有淨土法門才能適應於時代的需求。他說：
因茲天災人禍，屢屢降作，匪盜縱橫，民不聊生。憂世之王，（叔心）焉傷悲。（中略）發四宏誓願，與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淨業。以期一期報盡，徑生西方，親炙彌陀（計一八）。
民國以後，由於時局的擾攘依然沒有太大改善，渴求宗教的信仰，是社會廣大民眾的普遍呼聲，而印光大師的淨土思想，透過其《文鈔》的感人力量，遂使千千萬萬的信徒，在佛法中獲得慰藉。他也因而成了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信眾最多，影響最深遠的高僧之一。
印光大師的一生事業，雖以淨土法門為中心，但是他因早年受儒家思想的長期薰陶，對儒佛思想的會通，以及濟世的宏願，亦努力不懈，且有卓越的成就，所以他並非單純在寺院苦修的淨土行者而已。這也是許多知識份子，願意追隨他，以及使淨土法門在現今中國社會仍是有力的宗派之最大原因。
〔註釋〕
註一：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頁八。東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註二：孟森《明清史講義》，頁五九０——六０二，里仁書局，一九七二年。
註三：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頁十——十一。
註四：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六八——六九。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註五：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三——七四。
註六：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五——七九。
註七：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五——七九。
註八：同上。
註九：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八O。
註一０：洪啟嵩、苦啟霖主編《楊仁山文集》，頁三二，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註一一：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七。
註一二：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八０。
註一三：江燦騰《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東方宗教討論會第二屆年會文，一九八七年九月。
註一四：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七，頁四，大虛〈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
註一五：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頁一七八，商務書局，一九七０年。
註一六：洪啟嵩、黃啟霖主編《楊仁山文集》，頁二六。
註一七：《佛學業報》於民國元在十月出版，其中頗多佳作，借至民國三年，即以費絀而止。參見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四，現代大系二八冊，頁四六三。
註一八：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一，頁五九七——五九八，印光《佛法要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