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我的博士論文
　　
　　一、學術與信仰
　　
　　我本人的性向和氣質，都不是一個書生形態的人物，從小就沒有打算要成為學者，雖然我勤於讀書，勤於寫作，其目的不在於讀書，也不在於寫作。俗說：「讀書樂，讀書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我沒有感覺到讀書是快樂的事，也沒有所謂讀書上癮，非讀不可的習慣，因為我沒有想要逃避現實，躲到書堆裡，從書中享受顏如玉和黃金屋的意境。更沒有想到以讀書來娶老婆、買房子。相反地，也不覺得讀書是如何的苦法，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的失落感，沒有發生過。所以，對我自己而言，可以讀書，也可以不讀書。
　　
　　中國的讀書人，主張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無非是希聖希賢，見賢思齊，因此而有韓愈主張「文以載道」。因為我讀佛書，知道語言、文字、名相，都跟生死大事了不相關，《大智度論》卷一有云：「過一切言語之道」，也就是說，語言文字所表達的，都非真理。無怪乎禪宗要主張「不立文字」了，菩提達摩祖師說：
　　
　　「不隨文教」，《六祖壇經》說：「不假文教。」所以，儒家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對我而言，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可是，我在去日本以前，就已經讀了好多書，寫了好多書。其原因和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吸收書本的知識來讓大家分享，分享它的利益，而不是分享知識的本身。應該知道而不知道的人，要讓他們知道；不知道而又誤解的人讓他們瞭解；瞭解之後而尚不知如何照著去做的人，要告訴他們做的步驟和方法。我不敢以自己的私見來勉強人家，總希望以正確的佛教理念來幫助人家。
　　
　　當我寫碩士論文時，總以為《大乘止觀法門》那本書既是思想的，也是實踐的。寫完之後，才發現那是一本哲學性、思辯性的書，目的是要讓人接受如來藏的觀念是正確的，而使人建立起人人都能成佛的信念。我的那本書，出版已經十多年了，還有很多人把它買回去當作修行方法看。看完之後才知道上了當，它不是實踐性的，而是研究性與思辯性的。我對此感到非常地抱歉。但是，因為那一本書的研究，使我得到碩士學位，應該對那本書的作者慧思大師表示感恩。
　　
　　碩士學位，對我雖然沒有用，對佛教卻有用，也對我為佛教貢獻力量有用。如果沒有碩士學位，就不能夠進入博士課程，如果沒有完成博士學位，就不能有學術和教育界公認的地位，與此相關的職位我也無法取得。若無學位，對於創辦高等教育，培養高級人才，不僅沒有資格親自主持，而且也沒有那樣的能力。要做一個成功的游泳教練或球隊的教練，至少自己要會浮水，要會打球。所以，我就被因緣推著，接受了博、碩士課程的教育以及學位論文的撰寫。
　　
　　我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從事於學術的研究，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為了研究而研究。例如我為什麼選擇蕅益大師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有三個原因：1.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個學者，實際上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2.大家都認為蕅益大師是中國天臺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臺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嚮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現在老了，所以曾經鼓勵另外一位中國留學生寫而還沒有消息，現在如果我能也願意寫，實在太好了！
　　
　　當時我問他：「寫什麼？」他說：「蕅益智旭。大家說他是天臺宗的一位大師，究竟他講些什麼？他的著作很多，看來也相當地龐雜，所以需要加以研究。」同時，他又向我指出：日本江戶時代，有一位天臺學者，靈空光謙（西元一六五二─一七三九年）在他所寫〈刻靈峯蕅益大師宗論序〉中曾說：「讀蕅益宗論而不墮淚者，其人必無菩提心。」當時我還沒有讀過《靈峯宗論》，讀了《靈峯宗論》
　　
　　能使人感動得流淚而發菩提心，必是一部好書，正是我們現代佛教徒急切需要知道的。就這樣，我確定了博士論文的主題。
　　
　　這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事，從此我就開始蒐集論文資料，為了報答佛恩，我應該要發揚蕅益大師的精神。
　　
　　坂本幸男博士，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道心堅固的佛教徒，所以才會關心到對於蕅益大師的研究。記得，當我讀完碩士學位時，由於經費無著，準備收拾行囊回國，而把這困難向坂本博士報告，他引用了兩句光謙的話給我慰勉：「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囑我為法求法，勿慮生活無著，當從艱苦困難中培養求法精神。這種鼓勵，正是我當時最需要的，比答應給我金錢的支援更有用。
　　
　　過了一個學期，也就是一九七○年的夏天，就有位隱名的善士從瑞士給我來信，答應支援我留學的費用。可是，由於美金的貶值，我所申請的那一筆錢不敷開支。坂本先生知道之後，便對我說，希望我一九七五年春，在他退休之前，提出博士論文就好。至於經費，他會為我設法，每年六十到八十萬日圓。幸好瑞士又給我不夠的數目補足，第二次匯到。可惜，一九七三年，坂本先生也就過世了。我的論文還沒寫好，也沒有提出，費用雖然沒有問題，論文的指導倒是成了問題。我只有默默地在心中禱告，但願能夠度過難關。結果，是由坂本先生的兩位老友，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博士接下來，成了我的正副指導教授。因此，我的博士論文，是在信仰的支持中獲得的研究成果。
　　
　　二、資料蒐集的困難
　　
　　蕅益智旭的著作，多數被收入《卍續藏》中，有兩部著作也被收到《大正藏》中。在他的著作中，也發現了其他相關著作的名稱，我希望能夠得到他的全部著作，可是不知道在那裡，也不知該從何處蒐集。當時的日本，雖然已經開始有電腦的設備，各圖書館卻還沒有進步到只要給予作者的姓名「蕅益智旭」，就可以找到他全部著作的目錄以及其收藏的所在。尤其是蕅益大師的著作，在其不同的年代，對於不同的性質，就有不同的署名，所以，要得到全部的消息非常困難。好在我有我的笨方法，就是並不等待把全部資料收齊之後才開始研究和寫作，而是邊看、邊寫、邊找。
　　
　　在日本，知道蕅益大師的人不少，用過蕅益大師資料的人也滿多，特別是他的《閱藏知津》、《教觀綱宗》，還有他的文集《靈峯宗論》。若想找到真正研究介紹或發表過有關蕅益智旭的研究論文，則寥寥無幾，而且也沒有提出什麼見解。
　　
　　這倒可以讓我放心大膽地把它們全部擱在一邊而專心於蕅益著作的研究就好。同時，也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又感到特別地困難，沒有線索軌道可以探索，不知從何著手。蕅益大師非常重視目錄學，可是他自己著作的目錄，卻還沒有後人替他整理。
　　
　　蕅益大師的著作層面及其範圍，相當地龐大繁雜，他是一位佛學的大通家，也是一位精通儒學的大儒家，甚至也涉及基督教的探討和批判。因此，有些看來與純粹佛教不相關的著作就沒有被後人收入藏經；有些著作，被後人再版幾次，又給它們不同的書名，內容方面也有增減刪補。要把它們全部找齊，逐字核對，孰前孰後，予以辨明，也得大費周章。經過兩年的時間，被遺漏在藏經之外的蕅益大師的著作，終於被我逐漸地發現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書是《靈峯宗論》，那是在蕅益大師圓寂之後，由他的出家弟子成時，編印流通的。根據成時所撰〈宗論序〉，對於《靈峯宗論》的編成有如下的記載：「諸疏外，稿有七部，今輯為全書，依文為類。原在稿外別行者亦依次收入……合十大卷，分三十八子卷。」這七部稿的原名究竟是什麼，編者並沒有告訴我們，而只是散見於蕅益大師的著作之中。因為編著已經把它們打散了，而且摻入了七稿之外的文章。可是，對我來講，必須找出那七部的名稱以及原來的內容，才能夠發現蕅益大師著述思想的段落層次，而那七部獨立的稿子，既然曾經分冊出版，如今它們又在那兒呢？
　　
　　事實上，我在動手蒐集蕅益大師的著作之初，手頭僅有一冊弘一大師所編的《蕅益大師年譜》，也是非常地簡短，以四號字，刊印的三十二開本，共二十九頁的一本小冊子。因為當時的弘一大師所能見到的資料，並不完全，所以編得不夠細膩翔實，可是，對於當時的我，已經是如獲至寶了。最重要的一部《靈峯宗論》，我從來沒見過，出國之前，聽說臺灣南部某某法師藏有一部這樣的書，那是我相當熟的朋友，因此寫信向他求借。前後連寫兩封，都如石沉大海，也許是地址錯了，或許他擔心這樣珍貴的古書，寄到日本之後，非常可能從此再不回頭。後來我在見面時問他，他只笑而不答；那時我業已寫完了論文，完成了學位。
　　
　　我從各大學圖書館的書目，找尋這一部書，始終不得要領。最後不得已，只好去請教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博士，相信他一定看過或知道在那裡有。很幸運，他從他書房的頂架上，墊著椅子，取下一套線裝書。那是十八世紀，日本再刊的木刻本，封面是用柿漆皮紙包裝，一共十大冊，每冊都有白底黑字的正楷書標：《靈峯蕅益大師宗論》。但是，他給我一個條件，只可以看，不可以動筆圈畫，在一個月以內歸還。我如獲至寶地說：「沒問題！一個星期以內就能歸還。」他知道我要做什麼了，說：「影印一部最好了！」就這樣，我便以《靈峯宗論》為研究的重心和線索，在二年之間讀了二十七遍。
　　
　　蕅益大師的全部著作，總計有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被一般人認為重要的著作已經在藏經裡可以找到，對於我蒐集資料來講，反而變成並不重要，倒是那些被後人忽略了的著作，對我卻變得非常地重要。首先我把手頭已有的蕅益著作裡邊發現的著作名稱，製成目錄，接著從蕅益著作的相關資料，發掘蕅益大師所用不同的署名，然後再從他的署名去找他的著作。最好的參考就是他每寫一本書，一定有「序」、「緣起」、「題跋」，而透露一些相關的著作名稱，然後我就親自到東京市內及其周邊的幾家大學的圖書館尋找，或者委託京都的朋友，代我到幾家佛教關係大學的圖書館蒐查。最後我都把它們影印到手，例如《闢邪集》、《周易禪解》，藏於東京的駒澤大學；《法海觀瀾》藏於東京的大正大學；《選佛譜》藏於京都的龍谷大學；另外一本《四書蕅益解》踏破鐵鞋無覓處，結果在一九七三年回臺灣，在臺北市路邊的書攤上，見到一本臺灣先知出版社出版的複印本，可惜四書之中少了一種《孟子擇乳》。
　　
　　後來我也發現了集成《靈峯宗論》的七種原始文集單行本中的五種：1.《淨信堂答問》三卷，藏於東京東洋大學哲學堂等。2.《蕅益三頌》一卷，藏於駒澤大學，《明版大藏經續藏》四十八套八本。3.《梵室偶談》及4.《性學開蒙》兩本書，也藏於駒澤大學，《明版大藏經續藏》第八十套的第九本。5.《絕餘編》藏於駒澤大學。我將這些單行古本，拿來跟《靈峯宗論》所收的內容相對照，就發現它們之間的繁簡，有不少的出入。大致上說，《靈峯宗論》已把原來的單行本，精簡刪剔了很多，卻不知道是出於蕅益大師親手更動或是屬於編者成時的技巧了。不僅如此，在比較早期的單行本中，蕅益大師每每不厭其煩地把他自己所遇到的、見到的、想到的當時的僧俗弟子，一一舉名列姓，到了《靈峯宗論》，則僅剩下了常見的幾個人名。
　　
　　蒐求寫作資料，真要鍥而不捨，絕對不能中途而廢，知難而退。日本這個民族，非常重視文獻資料的蒐集；他們的學者到中國訪問，如果聽到、見到那兒有古書，不論有用、無用，他們都會蒐集回國。清末民初時代，在中國國內能夠找到的古代佛典相當有限，在日本卻先後編輯成了幾套藏經，把他們從古至今已經蒐集了的漢文佛教著作，分門別類，編印成書。未被編入藏經的已有資料，還是很多，因此使我有信心，蕅益大師（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距離我撰寫論文時只有三百二十年，曾經出版成冊的書，一定可以在日本那個地方找到。因此，弘一大師在《蕅益大師年譜》中所說：「蕅益的著作只有四十七種。」我所見到的則有五十一種。實質上，弘一所見四十七種目錄，未必都已見到那些書的內容，因為，在中國國內是無法找全的。
　　
　　對於中國人來說，喜歡簡易明瞭實用，所謂「入海算沙」那種工夫，做得實在沒有意義，直到現在，還有人說日本學者，乃至西洋學者研究佛學，都是做的雞毛、蒜皮、綠豆、沙子的工夫；說他們只知道找資料、比資料、編輯資料、介紹資料，寫成一本書，堆上圖書架，對於實際的生活，實踐的鼓勵，並沒有用處；如果有用，就是讓後來的學者再用他們的資料，再去寫書，真是無聊！聽來的確很有道理。所謂「學以致用」，讀書是為經世。結果，我在日本讀了六年書，也是用的這種方式，做了這種工夫；寫出來的論文，花的時間很多，有興趣看它的人很少。不過，這種書的價值，並不在於廣泛的流通，而在於問題的釐清。縱然只寫了一本，卻會成為歷史里程的記錄。
　　
　　三、撰寫論文的發現
　　
　　從蕅益的自敘傳，可以見到他在三十二歲時，曾做四鬮問佛：1.華嚴賢首宗，2.法華天臺宗，3.法相慈恩宗，4.自創一宗，請佛啟示，究竟他該專精那一宗，或者是自己別立一宗來弘揚佛法。結果累次拈起的都是法華天臺鬮，此後他便依據天臺宗的註經方式來解釋經論。而且他撰有天臺宗的綱要書《教觀綱宗》、《法華經》的解釋書《法華會義》、天臺宗的宗義書《法華玄義節要》。因此，被後人認為他是天臺宗的大學問家。若想要懂得蕅益，也就必須先瞭解天臺宗的教義，因此而使我先去讀天臺智者大師的《法華文句》、《法華玄義》以及《摩訶止觀》。當時的我，也很希望能從天臺宗的思想脈絡，來看蕅益大師的著作。結果我將蕅益的《法華會義》及《法華玄義節要》和天臺智者大師的著作對照，並沒有發現新義，只好放棄向這一方面的努力。接著發現他的著作牽涉的範圍很廣，不知從何著手寫起。若以某一經某一論的觀點來探討蕅益，那是無法掌握的，結果決定用編年的方式，找出他的行踪、思想、著作的年代及地點，以及和他所接觸到的那些人物，才能夠眉目分明地看到了整體的智旭的一生，包括他的讀書、寫作、修持、人際關係，及其思想的源流和演變。
　　
　　論文的第一章是寫蕅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由他的著作中，發現他所見到的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學術和宗教，是怎樣的狀態，再根據他的所見所聞為線索和焦點，蒐求相關的周邊資料和史料，然後寫出論文，就能夠讓我們好像身歷其境地，感受到智旭的時代環境，那正是遇到明王朝末期的衰亂、社會的不安、宋明理學家對佛教的撻伐、儒釋道三教同源論的激盪、天主教的流行和佛教的對抗、明末的佛教僧團也是一片腐敗。
　　
　　第二章寫智旭的生涯，把他的師承、私淑、盟友、道友、弟子，以及智旭傳記資料的分析和他的行踪所至的地理位置的考察分析介紹，就可以發現，他與什麼人，於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由於什麼原因而發生了什麼事。
　　
　　第三章是智旭的信仰和實踐，這一部分多半出於《靈峯宗論》的資料。他是一個宗教信仰非常強烈、堅定的人，也可以說是相當感性的人，他一生多病，所以相信自己是一個罪業很重、魔障很多的人，常常自我反省、自我要求、自我責難，他不敢相信依他自己的力量，能夠修行成功、消除業障、解脫生死，他相信他必須仰賴他力的佛與菩薩，來慈悲救濟。他也相信，若要求得佛菩薩的感應，必須發憤努力修種種行。因此他相信觀音、地藏兩位菩薩的慈悲加持，也渴望阿彌陀佛的本願接引。他在年輕時代，曾經有過幾次自以為是的悟境，但是事過境遷之後，那些悟境，並不能使他感到真有自主生死的受用。因此他的一生，在修行方面，都是在禮懺、持咒、寫血書，用火燃臂、燃頂，最後他是一心嚮往彌陀接引往生西方。他看了不少禪宗的語錄，可是，還是以西方的彌陀淨土，為其最終的依歸。
　　
　　所以他有一部《阿彌陀經要解》寫得非常地好，直到現在還是受到普遍的傳誦。
　　
　　第四章是寫智旭的著作。他主張「先知而後行」，對於佛法的認識和理解，是修行佛法的必要條件，他寫了那麼多的著作，就是在強調幾個觀念：禪教一致，教觀雙修，見證相應，信、解、行不能分離。而他的著作態度，也非常地謹嚴，一方面要有根據，另方面也要有創意，他主張「備採眾長，證以心悟」，他不喜歡當時一般學者的著作，認為是「穿鑿茫無根據」。我對於智旭的著作的介紹，是採用書誌學的態度，把他的著作以編年方式編成目錄，然後註出它的卷數、著作的地方、現存何處、署名的方式，製成表格之後，看來一目瞭然。他的著作多半在序和題跋之中說明撰寫的年月日，其中也有十九種沒有註明撰寫的確切時間。但是，根據它們的內容和智旭本身的思想過程，也可以推出撰寫的年代。
　　
　　從其著作的年代先後看，蕅益智旭在三十歲到四十歲的階段，重視大小乘的戒律，四十歲以後，從事於《楞嚴經》、《金剛經》、《法華經》、《唯識論》、《因明》、《阿彌陀經》等的闡述，其間也旁涉儒書和天主教的教義。五十以後再治《法華經》、戒律以及《楞伽經》、《大乘起信論》。他的著作之中部帙最大的，是共有四十四卷的《閱藏知津》，完成於五十六歲那一年，同年也完成了五卷的《法海觀瀾》及十卷的《淨土十要》，到了第二年，他就圓寂了。
　　
　　第五章是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及其展開，從他十二歲到三十三歲的階段，有兩條路線：第一是以《楞嚴經》為中心而討論禪和淨土的問題；第二是以禪為中心而討論戒律的問題。到了壯年期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從三十一歲到三十九歲，闡揚法性與法相融會的思想，也是以《梵網經》為中心的「心體」思想。他的壯年後期是從四十歲到四十九歲，乃對《楞嚴經》的再重視以及發揮諸宗融通的修道論；接著他把天臺教觀和唯識思想調和，同時又歸結到淨土的思想。到晚年期，是從他的五十到五十七歲，他的思想則側重於《楞伽經》和《大乘起信論》，因此而達成了他的性相融會、諸宗統一論的目的。因為《楞伽經》是如來藏系統的經典，同時也有「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的唯識思想，是一部兼具如來藏性宗思想和唯識相宗思想的經典。《大乘起信論》既講真如及如來藏的性宗觀念，又講阿黎耶識的相宗思想。蕅益智旭就是站在這樣的立場看所有一切經教，應該是互相互融，所以他對性相兩系的經典，同等看待。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蕅益智旭，一向被學者們認為是天臺宗的學者，其實，他留下有關天臺宗的著作確實有四種：1.《法華會義》十六卷，2.《法華玄義節要》二卷，3.《法華綸貫》一卷，4.《教觀綱宗及釋義》二卷。但是，據他自己所說，他寫《法華會義》僅是為了把前人重要的觀念用淺顯的文字介紹出來，給人作為入門的方便，不敢有他自己的議論。《教觀綱宗》亦別無新義，只是把天臺宗的五時、八教、六即和十乘觀法，精密地組織起來。也就是把頓、漸、祕密、不定的化儀四教，藏、通、別、圓的化法四教，各各配合著十乘觀法及六即位，而加以解釋和介紹。也就是把天臺宗教觀並重的思想，提綱挈領，而使後學者能在短時間內瞭解繁瑣的天臺思想。站在天臺宗的立場，當然可以說他在闡揚天臺思想，也可以稱為天臺學者。可是，他並不專精於天臺，目的是在促成佛教大一統的局面，也可以說，在蕅益智旭的時代，是中國的明末之季，整體的佛教就處於那樣的狀態，也有那樣的要求。那就是性相和禪教的調和，天臺及唯識的融通，天臺與禪的折衷，儒教與佛教的融合，結果是達成禪、教、律、密匯歸於西方阿彌陀佛的淨土。
　　
　　當我寫完了這部論文時，發現蕅益智旭的一生，非常地用心和誠心。一面全力以赴地從事於信仰的實踐，另一方面，又夜以繼日，年復一年地闡揚經、律、論三藏的佛教教義，從學術上說，他並沒有屬於那一宗、那一派，就拿他認為是最終依歸的西方淨土而言，也只是留下了一部著作《阿彌陀經要解》，以及若干單篇的散文而已。像他這一種思想的傾向，在中國一直維繫到清末民初，例如近代的太虛大師所持「八宗皆圓」的思想，也可以說，就是受到蕅益大師的影響。蕅益大師在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個系統之中，討論到真如、如來藏的性宗及瑜伽唯識的相宗，卻未討論過龍樹、提婆的中觀。而他所討論的唯識，也不是正統法相宗的觀點，他沒有參考慈恩窺基大師的《唯識大疏》，並且使用天臺宗的著述方式，故特別加入「觀心釋」的一科。這個「心」不是唯識所講的八識心王的心，而是強調「萬法唯心」的心，用唯心來解釋唯識。所以他那本書的名字就叫作《成唯識論觀心法要》，他的目的不在於發揚唯識思想，已經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