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一、佛教的宗教活動
　　
　　我在留學日本期間，完成了碩士學位之後，由於博士課程應修的學分不多，規定是在兩年到三年之間修完，甚至於到第四年還可以繼續地補修學分，所以上課聽講的時間較少，因而致有許多留學生，一邊攻讀博士課程，另外還能以全職在校外工作，甚至有的人可以身兼數職，尤其夏季的暑假很長，不像美國有一年三個，甚至四個學期（semester），臺灣在日本的留學生，多半趁著長暑假的機會回國省親或辦些私事，或者結伴旅遊。而我自己希望省點旅費，並且多瞭解一些日本，除了學校的功課，我也關心日本佛教的宗教活動。
　　
　　明治以後將近百年的佛教已經純然的俗化，可是他們還能夠很有制度，相當平穩地延續了下來，發展下去。日本是一個非常功利的國家，佛教在他們的環境裡還能有生存的空間，並且受到尊重，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真像被中國佛教徒譏笑的日本佛教那樣，只有佛教的外貌，沒有修行的實質，一定不會容許存在到今天。而中國人看其他系統的佛教，總是不理想的，例如：1.把西藏的佛教叫作佛的佛教，因為到處都可以看到活佛，而且人人都可以即身成佛；2.日本是法的佛教，因為許多的學者都在研究佛法而沒有人真正的修行，不信佛也沒有僧；3.錫蘭、緬甸、泰國是僧的佛教，那些南傳巴利文系統的佛教，滿街都是僧，他們不信人能成佛，信徒只知供僧而不知學法。所以都不究竟，只有中國的佛教，佛、法、僧三寶俱全。
　　
　　事實上，在我看來，以上三個系統的佛教，都有相當多的人才，不僅在他們國內，都已經辦了高等的佛教教育，而且還能夠向國際派遣弘法的人才。例如日本有二十多所佛教關係所辦的大學院校，錫蘭有佛教的大學，泰國也有兩座大學是由僧團所辦，西藏的拉薩三大寺本身，就是大學的規模和內容，凡是僧侶，特別是黃教，要受十二年的正規教育，所以近世國際佛教的活動，就被這三個系統的佛教徒推展開來。相形之下，中國的僧人，由於教育水準的不普及，沒有制度化，沒有國際語文的訓練，並且極少有專長及專門研究的分野，因此談修行的方法和學問的研究，都不如人家，不瞭解人家，反而說人家不行，真是夜郎自大、坐井觀天，自以為三寶俱足，實際上都很空虛，所以也危機四伏。
　　
　　因此我到日本，不敢對他們有所批評，只希望抱著處處觀摩，事事學習，而又不亢不卑的態度，跟日本佛教的各個層面，做廣泛的接觸。希望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希望炫耀自己，貶低他人。所以我盡可能地利用課餘假期，訪問和參與各種性質的佛教活動。
　　
　　當我的日語能力，已經可以直接跟日本人士交談之時，就發現，在他們的社會裡，只要受過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都能跟我用佛法做話題，談上個把小時而看不出他是外行。因為在他們的小學、中學的教科書裡，已經介紹了不少關於佛教的常識，同時在他們各類的新聞報紙和期刊雜誌，常常會發現載有佛教學者撰寫的文章，或者是有關於佛教活動的報導文章。不論在文學、哲學、藝術、宗教、歷史等任何一個領域，都可能涉及佛教的文化和佛教的影響。所以一般的日本人，不論他們信不信佛教，都不會像我們大多數的中國人，對於佛教是那麼樣的陌生和普遍地誤解。
　　
　　我在日本參加了傳統佛教的活動，也參加了新興佛教的活動。所謂傳統的佛教，我到過曹洞宗大本山，位於福井縣的永平寺，及東京的本山，位於鶴見的總持寺，也到過鎌倉臨濟宗的圓覺寺、建長寺，以及龍澤寺派下東京市內的東照寺，在京都我也到過臨濟宗的妙心寺，並且在真言宗的高野山住過幾天，又到天臺宗比叡山的延曆寺參訪，同時與曾經在延曆寺修行了十二年的牢山行的天臺宗僧侶相從非常地密切。日蓮宗在今天的日本，已經算是傳統的佛教，我既然在他們所辦的立正大學就讀，我的朋友，當然也以該宗的僧侶為多。所以我為了開會和修行，它的總本山，山梨縣身延山，也去了很多次。我參觀了、參加了幾個新興教團的活動，比如創價學會，也就是日蓮正宗的富士山大石寺，在東京市內的立正佼正會，東京郊外橫濱的孝道教團，尚有國柱會、靈友會、天理教、金光教以及大元密教等，我都曾花上至少一天乃至於幾天或幾週的時間，參加他們的修行，觀察他們的活動。他們並沒有什麼祕密，對我這個從臺灣來的中國和尚非常友善，吃的、住的都是免費，同時還會給我派人，以車輛接送。當然，他們多半都希望我能接受它們，將之帶回臺灣；可是也並不那麼簡單，總得花上許多的時間去瞭解、學習、參與、投入才成。像我這樣走馬看花，也只能夠聽取一些他們的長處、理念，讀到一些有關於他們的歷史過程以及經營的方法。所不同的，我還是親眼見到了，身歷其境，比起僅僅看書，不太相同。
　　
　　日本的傳統佛教，真是那樣子的傳統和保守。在他們寺院裡邊和山林之中，祖師留下來的規矩，雖然現在不那麼嚴格地遵守，還是沒有廢止，至少還會做個樣子。例如許多的古寺院大門口，有祖師們豎立的石碑，鐫刻著「酒肉葷腥不許入內」八個大字，雖然他們現在喝酒、吃肉，已是公開的事實，卻沒有把那石碑打掉或移走。又如，高野山的內山，原是僧眾修行的區域，不准女人進入，因此山前有一座「女人停」，就是女性到此必須止步。目前雖然女人已經在山中生兒育女，但是「女人停」的建築還在那兒。所以陪我去的日本朋友，跟我玩笑著說：「古代的女人不准進去，現在進去了的女人不准出來。」那雖是玩笑，他們對於古代的遺跡，不會輕易破壞廢棄，也是事實。
　　
　　在禪宗專門舉辦禪期修行的道場來講，還是生活得非常地謹嚴，酒肉葷腥當然沒有，男女關係更不用說。就是有女人，也是為了去修行的人，而不是和尚的太太。那些指導修行的禪師，青年、中年的時代，當然有過家庭，進入五、六十歲時就會離開家庭，專門住於道場，還是一派遵守清淨梵行的風格。他們的修行，雖然形式重於內涵，但是，對於一般新入道的人士，形式的約束要比心法的內涵來得更重要，所以他們還是維持得非常地順暢。一個年輕的僧侶，經過兩次到四次集體修行，每次一個月到兩個月或三個月的修行之後，在他們的氣質上、觀念上、信心上和儀態上，都會讓你看來與眾不同。雖然他們還會結婚生子、飲酒吃肉，當他們主持儀式、應對信眾等的大小場合，卻能讓你看到是威儀堂堂的僧侶模樣，他們自己也習以為常。日本的佛教就是這個樣，我不能說它好，但是也不能說它不好。僧侶而兼顧世俗的在家生活當然不好，在家人經過如此的訓練陶冶之後，能夠負起宗教師的任務，卻又不能說那裡錯了。
　　
　　大致上，傳統的日本佛教，不論那一宗那一派，他們都很注重後繼人才的培養。若是預定被指為寺院住持繼承者的長子或那一位兒子，這一個寺院的住持，必定會把他那一位繼承的人選，好好培養，一方面送入各宗所辦大學的佛教科系，修完基本的大學學位，至少也是專科的學程，然後利用寒暑假期間，送他們到各宗本山的修行道場，給予兩次以上修行的生活教育，增長他們的信心，教導他們的威儀。在修行過程中，都非常地嚴格。譬如日蓮宗的身延山，有一種對年輕人的特別訓練，在冬天舉辦，稱為「荒行」的一種苦行，那是在零度上下的氣溫，每一清晨的拂曉時分開始，那些青年僧侶，每人提著一只水桶，打著赤膊、赤著腳、穿著短褲，到一個井邊汲了水，從頭沖下，接連十五桶到三十桶，開始的時候每個人牙齒都是格格價響，一邊沖一邊不斷地大聲呼叫：「呵！呵！」真有山鳴谷應的威勢，雖然井裡的水是帶著溫暖的，但是，出井以後到了地面很可能馬上結冰。所以，沖完井水之後，渾身上下一片通紅。很奇怪的是，沒有發紫，也沒有人感冒。這是鍛鍊他們的意志力及忘我的精神。有一次當我去的時候，他們正以這種方式在訓練年輕人，那位住持已經有六十多歲，衣服穿得很單薄，問我要不要試試，後來他看我穿了一身好厚的衣服，搖搖頭要我坐在窗口裡邊看好了。
　　
　　我在日本的北陸地方，也參加了他們的冬季禪七，吃得非常簡單，早上是黃蘿蔔、稀飯，中午是白米飯、味噌湯及一碟小菜，晚上只有點心，沒有正餐。依一般的標準來說，是營養不夠的，特別是這樣寒冷的冬天，卡路里也是不夠。妙的是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四點起床，室內沒有暖氣設備，室外牆腳又是人把高的積雪，好在有兩層紙壁，戶外的寒氣不會直接侵入，而墊的就是榻榻米，蓋的是一條被子，既短又窄，雖然夠厚，卻不能夠讓人仰起來睡，躺下之後就不敢動，如果怕冷，就是起來打坐。頭幾天每天想走，看看日本人都沒有要走的，我這中國和尚要走，非常丟臉，還是一天一天挨了下來，到最後習以為常，我還是很喜歡那樣子的修行方式。有一天我告訴主七的和尚說：「這地方好冷啊！」他的回答說：「你們中國祖師不是有這樣的話嗎：『不經幾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我真是慚愧，中國祖師的話，而日本人則拿來用，照著去做了！不過古代中國的禪修者，每天會過這種生活，每年會過這種生活，一輩子也過這種生活。現在日本社會中的禪修者，是偶爾來客串的，這中間還是有點不同。
　　
　　在中國的大陸，我曾經住過的上海，從六朝時代留下的古剎靜安寺，每到農曆的四月初八，前後一共三天，舉行盛大的廟會。凡是吃的、玩的、看的、用的，除了跟殺生有關的看不到之外，可以說十色俱全，那樣的廟會，在大陸相當普遍。我在日本東京，除了看到新年的東京明治神宮及八幡神宮，也參加過好多次大型的佛教儀典，其中最熱鬧的是橫濱孝道教團於陽曆四月初八舉行的「花祭」，其實就是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誕生，我們國內稱為「浴佛節」。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花車，表現出動態和靜態的佛教歷史故事，包括佛傳的所謂「八相成道」在內，還有一隊一隊的遊行隊伍，穿著日本各個不同朝代的服飾，都表現著是虔誠的佛教徒。而該教團從各縣市分支教會來的代表，又有少年組、青年組、壯年組、老年組，還有婦女組。遊行的活動，前後需要三個小時，把整個兩條街，從頭到尾交通管制。兩旁的街道都給站滿了人，這是看靜態的展示和動態的表演。動態的表演之中，樂隊和舞蹈，有傳統的、有現代的，最受日本人歡迎的，就是傳統式的「農家舞」。男的女的，都穿著白色的草鞋，白色的襪子，農莊的打扮，衣服色彩鮮明，頭戴繡花的斗笠，他們邊走邊舞，看起來非常妙曼，音樂也很好聽。當時，這樣的一個節目已經成了橫濱地區的名勝之一。對佛教也並不是沒有影響。凡是前往參觀的人，至少會得到一個印象，佛教的信仰，已進入普遍的民間了，而且可高可低，受到廣大日本民族的崇拜。
　　
　　我也參加過新興宗教團體，例如立正佼成會的全國會員大會，場面更是偉大，它的總會設於東京杉並區，當時他們已經通過閉路電視及大銀幕，使得幾萬個人的聚會，在同一幢大型建築物裡，內外舉行。我被他們當作貴賓，特別派了一位高級的主管來接待，因為他們的會長庭野日敬的長子，是預定繼承人，也是我們立正大學的同學。讓我們參與了全部會議的程序，會後又帶我們參觀了會議室、貴賓室，以及兒童教養部、小學、中學、專科學校。他們幾乎已把他們的教會，建設成為一個獨立的王國，幸運的教徒們，可以從出生到老死，都在他們的教會裡受到照顧。他們吸收教徒和培養教徒以及關懷教徒的方法很多，其中富於凝聚力的，是一種小組討論座談會方式的「法座」。他們在各地區、各地方，就採取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商談，根據庭野日敬所教導的方法，通過文字，分發給他們，讓他們作為互相幫助的依準。他們每一個人，都要發言，或者傾吐自己的困難、自己的迷惑，或者自己沒有什麼困難，可以站起來，以客觀的或自己經驗過的所知所見，來幫助同組的其他人員。他們彼此之間有的互相認識，有的初次見面，卻能一見如故。在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照顧之下，彼此幫忙，互相提攜。而像這樣的「法座」，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區域，乃至於全國的大會都被使用。那一天我看到他們聽過會長庭野日敬簡短的開示之後，會員們就被分區分組地帶開，圍成十人一組、八人一堆的許多小組，席地而坐，熱烈地討論。因為，在他們每一組之中，都有比較資深的會員，能夠根據他自己的心得和所知道的立正佼成會所頒布的資料課本，就能夠解答所有新學者的問題。上邊還有比較高級的成員，來協助會長。這樣一來，真正需要會長親自解答的問題，根本可以說少之又少了，而又能夠使得與會的大眾感到非常地充實，甚至是帶著法喜，滿載而歸。
　　
　　我也參加了幾次日本佛教度亡法會，他們稱為「法要」。觀念跟中國的類似，也相信誦經能超度亡靈，使他們能夠早日成佛。往往都是讀的大本的經典，例如《法華經》、《華嚴經》，奇妙的是，他們只讀其中的一品或一卷，就算是全部。不過整部的經典也在經案上，讀完一卷之後，就把其他未讀的部分，像拉手風琴那樣，把摺疊形的經典，一冊一冊地開合式地拉一下，便算是讀完了。如果這在中國，一定會被依卷計酬而出錢請僧尼誦經的齋主們怨罵：「那真是叫作騙鬼！」但在日本早已習以為常。
　　
　　因為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最初我還以為他們佛寺所用的經懺也跟我們中國相同，結果發現頗有不同，他們沒有梁皇懺、水懺、大悲懺、彌陀懺，乃至於焰口，更不曾見到。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在宋以後才在中國漸漸形成，焰口的成立，更晚在明末。日本的佛教是吸收中國隋、唐以及宋朝的模式，所以他們沒有這些東西。比如說，每年七月，他們也有盂蘭盆法會的「施餓鬼法要」。可是在日本就是念《法華經》、《金剛經》或者是從印度翻譯的淨土經典，乃至於他們祖師所編的課本。這就使得我發現，今天的中國佛教，不是日本人所學習的中國佛教。日本人傳回去的中國佛教，已經不是我們現代人所以為的中國佛教，中國人常常說日本人數典忘祖，把我們中國人忘掉了，而用他們自己的東西，發展他們自己的佛教，其實那是正常的現象，因為連我們現在的中國人，也早已忘掉了隋唐時代或唐宋時代中國佛教的面貌。
　　
　　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
　　
　　我在日本留學，隨時都有斷炊之憂及輟學之慮，因為沒有固定的資助者，以至於在頭兩年之中，我也常去為華僑誦經，給華僑說法。所得雖然有限，終是不無小補，也比脫下僧裝去餐館打工好些。偶爾有東南亞的華僑佛教徒到日本訪問，我也賺取一點導遊費。雖然他們很客氣，把我當法師供養，可是我做了他們的導遊也是事實。因為我隨時都可能受經濟問題的困擾，被迫終止留學生涯，故對於日本佛教各方面的現狀，希望趕快學習，趕快吸收，而且也趕快向國內報導。在我的想法，讓國內多瞭解一些日本的佛教，也等於是對國內的佛教多一分幫助。臺灣，當時還是個未開發的環境，而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的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古代的中國高僧，到西天印度取經，是為了成長、成熟中國佛教的文化。我到日本取不到新的經典回來，至少也希望取得一些新的經驗回國，來促成國內佛教文化的新成長。
　　
　　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和存心，到了日本之後，還沒有完全聽懂日本話，就已經寫下關於日本的見聞，寄回臺灣，在佛教的雜誌發表。法顯西遊留下的名著是《佛國記》，玄奘西遊留下了《大唐西域記》，義淨三藏留學西域而由海上寄回來了一部《南海寄歸內法傳》。以往留學日本的僧俗人士不少，而介紹現代日本的不多，所以，到過日本的人，同情日本，沒有到過日本的人，誤解日本。留學回來之後，因為同情日本而遭國內人士罵為「亡國奴」、「媚日」、「漢奸」，這實在是由於彼此的隔閡而產生的對立。
　　
　　於是，我一到日本，就把所見所聞，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寫下他們可取的地方，向國內報導。我不是要宣傳日本，而是希望能向日本學到一點什麼，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就這樣，我在留學期間，除了非常認真地修完學校的功課，很認真地寫完我應寫的學位論文之外，也曾盡量抽出時間，蒐集資料，向國內寫報導文章。有一段時間，正是我撰寫論文非常吃緊和重要的階段，還是樂於不務正業，寫下了跟論文無關的文章。六年之後，當我離開東京之時，從國內佛教的各雜誌上蒐集一下，發現竟有三十數萬言。後來於一九七九年集成一本書，在國內出版，名為《從東洋到西洋》。
　　
　　那一本書一共分為五個部分，收有三十三篇文章。其中二十六篇是在日本寫成，包括留學見聞、日本佛教評介、佛教史、敬悼師長、教理及其他等。在「見聞」之中，包括我的生活、觀感，和在我周邊發生的事，以及在我留學時代的日本所發生的事。對於日本佛教的「評介」，實際上是把我所見的日本佛教，做報導和說明，例如學術化的佛教、在家的佛教、歷史方向的佛教、日本的國際佛教、寺院的佛教、大學的佛教，以及新興宗教的佛教。所謂「佛教史」，實際是圍繞著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在日本佛教學術界所掀起的漣漪，寫了三篇文章，首先我寫了一篇譯成日文的書評，在《中外日報》連載了三次；又寫了一篇關於印順法師獲得大正大學文學博士的過程和我的感想，發表在臺灣的《菩提樹》雜誌；另外一篇是為了參加一九七六年第一屆的國際佛教歷史會議，寫了一篇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我選了明末的蕅益，近代的太虛、歐陽竟無和印順，其目的依舊是為了介紹印順法師給世界的佛教學術界知道，我們中國現在也有這樣的一位思想家。雖然發表的時間是在我到了美國的第二年，可是這個思想的醞釀和構成，是我在日本的時代。另外，我在修學博士課程的階段，突然遇到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的過世，使我非常的悲痛，所以寫了一篇紀念他的長文。另外，我在攻讀博士課程期間，為了香港《內明》雜誌的索稿，也把我的一篇讀書報告〈天臺思想的一念三千〉，譯成中文發表。在那一篇文字的前言中，我也做了這樣子的聲明，可以看出當時我的所思和所寫的心態：「本文是我於去年讀博士課程第一年中的一篇日文的研究報告，在此之前，我也不是研究天臺的專家，故就本文的內容而言，學術思想史的整理介紹，多係依據近代日本佛教學者們的已有成果，唯其對於中國的佛教界而說，尚是新鮮的東西，所以把它譯成中文，提供並就正於《內明》雜誌的編者和讀者。」
　　
　　因為當時的七○年代，中國佛教界能夠寫文章著書立說的人，大概都還是走著傳統的老路，例如引經據典之時，只會告訴你某某經說，某某論云，既不標明卷數，更不會說明頁數的出處，假如引用現代人的看法，也只會講某某人曾說什麼什麼，有少數人會告訴你是那一本書，但是也不會說明是那一頁，而且也懶得使用引號，要讓讀者自己去認出那一部分是他引用人家的話，那一部分是這位作者自己的意見。這是因為他們已經讀慣了古典的著作，都是這個樣的。就拿現代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印順法師來說，也不例外，直到接受了以現代方式治學的意見之後，他才完成了《中國禪宗史》，那已是七○年代的事，從這以後，印老的著作，都已經具備了現在國際學術界治學的通用形式及表現方法。
　　
　　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
　　
　　當我決定了留學日本的考慮之後，正在日本留學中的朋友，以及已從留學歸來的朋友，都很熱心地提供了我不少的建議。在京都方面的人說，如果想瞭解日本文化的純樸踏實，最好是到京都，那兒可以讓你溫習到中國唐宋時代的古風，一位成名的學者，在一生之中，只攻一門，他就成為這一個範圍之內的最高權威學者；而且有父子相傳、師徒相承的習慣，如在京都能跟上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只要你肯努力，那位學者也會提拔你，你會成為他的衣鉢傳人；所以京都學派的門風，非常謹嚴。另外在東京方面的朋友，則強調近代日本文化的重心，不在京都，而在東京。東京不僅是日本文化的中心，也是今天世界文化幾個重要的集散中心之一；唯有到了東京，才能夠感受到日本佛教學術文化的脈動，也能夠呼吸到世界佛教的學術研究環境的空氣，許多世界級和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多半都是選在東京召開。縱然自己沒有著作，能夠參加這些會議，聽聽看看，也會使你感染到一身學問的氣息。
　　
　　結果，我是到了東京，不過不是因為我聽了他們任何一個人的建議，乃是由於京都那方面，沒人替我擔保，有居留權的華僑我不認識，沒有居留權的留學生不夠資格，張曼濤曾為我向他的大谷大學的一位指導教授探路，並且把我已經出版的幾本書送了他一套，那位教授非常客氣，就是沒有下文。可是剛從日本東京立正大學學成回國的慧嶽法師，卻一口答應替我辦成。同時，另有一位吳老擇先生，正巧度假回來，就拜託他替我去奔走，拿著慧嶽法師的介紹信以及我個人的資料，找到了慧嶽法師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博士。真的非常簡單，很快就辦好而收到了從東京寄來的入學許可書。可見我到東京不是我自己的選擇，而是因緣促成。
　　
　　在日本佛教學術界，競爭相當激烈，派系也很明顯，如果沒有真才實學，無法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容身。因此，打從進入他們所謂的大學院修士課程，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研究所碩士班開始，如果希望將來在他們的學術教育界擁有一席之地，必須努力以赴。不僅是要分擔行政的工作，更需要好好讀書，爭取發表論文的機會。如果能寫，不愁沒有發表的地方，如果寫不好，那就不要想有發表的機會。日本佛教學術界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有的是屬於學校自己的，有的是日本全國佛教的。例如立正大學本身佛教學部和日蓮宗的宗派學部，各有一個會議，都有一個學報。總名稱叫作《大崎學報》，因為立正大學是在東京品川區的大崎車站附近。我是他們的當然會員，所以也發表過幾篇文章。全國性的有「日本佛教學會」，單項目性的有「西藏學會」、「東京宗教學會」，又稱為「道教學會」，我都是他們的會員，最大且人數最多，包括範圍最廣的叫「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如果常常參與各種各樣的學術會議，你就能在會場中常常遇到那些大師級的學者，以及後起的新秀學者。如果你常常發表論文，而且言之有物，會後能夠刊出於他們的學報《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你也會被他們肯定成為他們所熟悉的學者之一。如果一個學者默默地完成了一部博士論文，在學術界卻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這就是名不見經傳，論文寫得再好，通過的可能性也不大。我在日本六年多，從小型的會議到幾百個人出席的大會，參加了不下二十場，目的就是想聽聽人家的，也給人家看看，讓人知道我的存在。去聽聽人家的高見，不發表論文也沒有關係，發表論文而不被選中刊出也不丟臉，只要大家知道你關心學術，努力研究也不錯。我幾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參加學會而寫不出論文，發表論文，又不能刊出。事實上，要在日本做一個學者，一定要讓人產生一個固定的印象，你是在研究那一部書，或那一個專門範圍的主題。每次你的論文，應該和你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的主題相應，但也不可以把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拿去發表，否則的話，那一篇博士論文又不能通過了。
　　
　　我在攻讀博士課程期間，由於主題是寫中國明末佛教的一位大師──蕅益智旭，所以在一九七三及一九七四的兩年，所發表的論文就是關於蕅益大師的。我的博士論文是一九七五年通過，所以那兩篇在「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宣讀的文章，雖然是我主題的副產品，但是已經有相當成熟的火候。所以，也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的通卷第四十三及四十五號所刊出。他們的題目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旭著作中所見的人物系譜〉及〈智旭的思想與天臺學〉。
　　
　　為了出席各項學術會議的活動，讓我遊歷了日本許多的地方，因為是宗派內的學術會議，會在他們自宗的各大寺院中輪流地提供場地和經費，全國性的會議，另由每一個參與的團體會員的相關大學主辦。每一個學者以個人身分參加，即成為個人的會員；大專院校以學校的名義參加，就成為團體會員。如果團體會員的學校之中有佛教學的系所，他們一定有幾位研究佛學的教授，估量其人力和財力而輪流擔任召開會議的主辦單位。我就因此常常跟著日本同學，到各地出席會議，除了自付長程的車費之外，一切都不要我擔心。在我們立正大學的同學之中，幾乎到處都有他們熟悉的人；日本全國寺院的總數在八萬座上下，所以我們到處可以找到寺院住宿，也讓他們提供飲食，或者住在同學的朋友家裡，接受食宿招待，以及車輛的接送。由於這個原因，除了四國地方，我沒有去過，南到沖繩，北至北海道，幾乎每個縣，我都訪問過了。不過，還是以東京周邊的次數較多。住宿日本的寺院，其實要比旅館更好，不管寺院大小，都很清潔，也很親切，難得的是都會考慮到要提供我素食的餐飲。
　　
　　正在攻讀碩士學位的日本研究生之中，也有不準備成為學者而只想有一個讀過大學的名譽就夠，可是也真有不少的日本研究生，都非常努力，在出席學術會議之前，老早就準備把論文寫好，先給指導老師看過，然後一遍一遍地讀他自己的論文。在前往出席會議的車子上讀，及投宿之後，還會起早帶晚地讀，這個情景，有點像是私塾裡面的小學生，為了背書之前的晨讀一樣，而且是大聲的朗讀，就怕在發表的時候怯場，或者是讀得不順口、不流利，乃至於時間到了還讀不完。這種求上進的精神，實在是相當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