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在我少年時代，沒有想到留學的問題，因為凡是到日本留過學的僧人，很少對中國的佛教有所貢獻，最多翻譯幾本書，要比起當時沒有留過學而在國內非常受人崇拜的大德高僧如虛雲、弘一、印光、太虛，所謂中國近代佛教四大師來，留學似乎沒有太多的用處。因此，到了臺灣，第二度出家之後，還沒有想到要留學日本，雖然有幾位跟我年齡相若、志氣相似的青年僧，去了日本，也有人鼓勵我這樣做。當時的我，固然沒有經費的後援，也沒有這樣的願望，所以寧可入山而沒有放洋。
　　
　　我作為一個佛教的僧侶，能夠有一條出國的路可走，應該感謝天主教的于斌樞機主教。他是國民大會的主席，也是輔仁大學的校長，更是羅馬天主教南京區的樞機，後來又升為紅衣主教。所以，他對中國國民政府是有很高的發言權的，真所謂一言九鼎。因為，他們神學院的學生，沒有隸屬於教育部的管轄，可是需要出國進修，因此，向內政部進言，完成了宗教人員出國進修辦法的合法性。當他們一批一批地出國，消息在報紙上披露之後，我們佛教界也就跟進，向政府要求宗教地位平等、權利平等，而被陸續地批准了好幾位僧俗青年去了日本。於一九七五年，當我學成之後，以出席海外學人國建會的機會回國之時，在會場中遇到于樞機，還當面向他道謝。我說，托他的福，我也去日本留了學，完成了學位。也許他並沒有想到，我為什麼要向他道謝。當時他爭取那樣的立法的時候，是否也考慮到佛教徒出國，我不清楚。而我們佛教青年僧侶因此而得福，那是事實。從這個立場，我也常常贊成，我們佛教徒包括僧侶，需要參加政治，進入各級政府的議會，才能夠為我們佛教本身爭取利益，為整個的社會提供智慧。
　　
　　當我入山幾年之後，斷斷續續有一位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出身的楊白衣居士，從臺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蒐集了一批一批日文的佛教舊書，送到我山間的「關房」。所謂「關房」，是我自己在一個小小的環境中封閉起來，與外界相通的，只留一個僅僅供人送飯及日用品的小窗洞。我在山間住了六年的時間，前後一共關了兩次。那段期間，我也從日文的文法書開始，以自修的方式讀通了日文。我才能夠應用日文資料，寫出了幾本書。對我來講，當時覺得就這個樣，既然已經能夠看懂日文，運用日文著作，那就不必要去日本了。
　　
　　後來，由於基督教的刊物指名挑戰，以及公開的叫陣說，當時的佛教界，中國的佛教徒，已經沒有一個懂得梵文，而那是佛教的原典語文，如是僅懂中文而不懂梵文，無異是隔靴抓癢，只能夠猜測而不能夠真正地瞭解佛法。不像天主教的神父或教士們，拉丁語的《聖經》原文，是必修的課程，而且是每天都在讀誦。我經過這樣的一種刺激，雖然年紀已經快要四十歲，還是打著勇氣說：「捨我其誰！」同時，我的好友張曼濤先生正在日本京都留學，常常給我寫信，寫的都是長信，討論的都是宗教、哲學、佛教、佛學等的天下大事、歷史大事。信中總會勸我，不管怎樣，到日本看看，呼吸一下那邊的新鮮空氣也是好的。而且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也贊成我出國留學，乃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事。尤其是，由於國內佛教教育普遍地低落，僧眾不受一般人的重視，由於沒有高等教育的學位，甚至也被禁止進入各大學去向學佛青年說法。為了提高佛教的學術地位以及僧人的素質，以備開創佛教教育的新局面，我就毅然決然地發願去留學日本。事實上，在山中讀了許多日文的佛教著作之後，發現日本在佛教教育設施及學術研究方面，確實已有了輝煌的成就，儼然已執世界佛教動脈的牛耳。
　　
　　就這樣，我於一九六八年二月，走出關房，離開高雄美濃的山區，到了臺北，暫住於當時的首剎「善導寺」，以一年的時間，做日本語文的聽和寫的準備。
　　
　　同時，也在那個時段，為該寺主持佛教文化講座，每一個星期日，我擔任講經論，偶爾也做專題演講。經論之中比較受人歡迎的是《大乘起信論》及《八識規矩頌》，專題演講之中，整理成稿的有〈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以及〈觀世音菩薩之事蹟〉兩篇稿子。我們的講座，所請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例如錢穆、高明、吳延環、梁寒操、南懷瑾等名家。
　　
　　在那段時日之中，我出版了《比較宗教學》，也到各地去演講，其中包括基督教長老會設於陽明山的神學院，我已不再用犀利的眼光、尖銳的詞鋒，來針對基督教發言。對中國佛教系統的著作，則多花了一點時間，有關於《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的註疏和禪宗的語錄，下了一些工夫。
　　
　　二、初到東京
　　
　　當時，因為從臺灣出去的留日佛教青年之中，還沒有一個學成回國的。所以我的師父經過考慮之後，反對我出國；原來答應支持我出國留學經費的一位南洋華僑佛教徒也變了卦；而當時的善導寺，沒有支援我的義務。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離開臺北飛往東京之時，除了一張機票之外，真是阮囊羞澀，幾乎是在國內佛教界的一片反對聲浪中，踏上了留學異國的征程。有人準備看我笑話，有人為我擔心，可是，我並沒有「荊軻刺秦王」行前那樣的悲愴，沒有想到我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我只是想到，如果中國的佛教應該衰微，而我自己本身沒有福報，去了之後，得不到援助，隨時可以準備回國，再去住山也是不錯。
　　
　　初到東京，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好入學的手續，便開始上課。進入課堂，發現我的年齡最老，同班的日本同學，都是二十多歲，而我已經三十九歲。當我想到，唐朝的義淨三藏赴印度留學的時候，也是三十九歲，總算還有一點安慰。經過兩個月我都聽不太懂，那些教授都是那麼地親切和藹，日本的同學也很友善，有的能夠把筆記借給我抄，有的每次上課之後，把他們的筆記複印一份送我。同時經朋友的介紹，我有了三位補習日文的老師，而且都是免費。其中一位最值得懷念的是立正大學專教中國語文文法的牛場真玄先生。他已七十來歲，所以退休在家，對於中國的佛教，常常想到要如何地反哺。因為，他知道日本受到佛教文化的恩澤極深，而日本佛教的源頭是來自中國，日本佛教的大批漢文原典，也都是從中國請回。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竟然凌虐中華民族，侵略中國的版圖，所以他對中國的僧人，是抱著感恩和慚愧的心情，來照顧我們。每次去他府上補習，通常會招待我們茶點，乃至於中餐和晚餐。
　　
　　在我留學期間，還發生了另一個感人的故事，也是出於牛場先生的一手促成。那就是在一九七三年，他把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學，代為申請論文的博士學位，雖然跑腿的事，都是由我代勞，而接洽的事由他負責，他跟印順法師並不認識，只是為了感謝中國，所以自動發心，就在那年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對於印順法師雖然不算什麼，但對於佛教在國內和國際的地位而言，關係的確重大。對於我的感受也很重要，所以我為此事，也特別寫了一篇文章──〈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寄給國內發表。
　　
　　我的日文程度，經過半年之後，就能勉強聽懂，能做筆記，也能夠在課堂上輪流擔任講讀演習。到了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盡量地把該讀的學分，修完四分之三。到第二年的上學期開始，我的學分只剩了四分之一，其餘的時間，可以讓我好好地專寫碩士論文。
　　
　　縱然我的外文程度太差，日文不好，英文不懂，第一年也選了梵文和藏文。可是，老師用日文講梵文，聽不懂日文，怎麼能聽懂梵文？經過一年，我也弄通了初級的梵文文法，並且把一本基本梵文文法的課本，邊學邊譯成中文，以備國內可以拿來作為教學之用。可惜，寄到臺灣的一家佛教雜誌連載了幾期之後，由於主編人員的更動，加上梵文校對的麻煩，終止了刊載。再三追尋，那本原稿已不知去向了。而我自己的梵文程度還是很差，日文的寫作能力也是很低。因此，我的指導教授，華嚴學的專家坂本幸男教授給我建議，中國人，年紀又大了，而且開始得晚了，要專攻印度佛教，不是不可能，但是花的時間可能要多些，最好還是選出中國佛教的題材來寫。
　　
　　三、碩士論文
　　
　　坂本先生正好為我們講解中國天臺宗的初祖慧思禪師的名著《大乘止觀法門》。他在講解之時，常常遇到「攔路的虎」，那些疑難，用日本人的解釋法當然可以，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常問我講的對不對？或者乾脆問我應該怎麼講。在中國，有關這部書的註解，當時我所知道的有三種：那就是1.宋代了然法師的《大乘止觀法門宗圓記》，2.明末蕅益大師的《大乘止觀釋要》，3.近代諦閑大師的《大乘止觀述記》。而我自己正好手頭就有一冊《大乘止觀述記》的印本，他問，我就答，雖然不是我自己的看法，他還覺得滿意。我請教他碩士論文的論題，他沒有意見。我問，如果就以「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為題，可好？他說：「好！」就這樣，我在半年之間，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上半年，除了熟讀《大乘止觀法門》的原文、原著和它的有關之外，常常去東京都內佛教關係的大學，如東大、東洋、大正、駒澤、立正諸校的圖書館，查閱、抄錄、影印相關的資料。我曾為了找尋明治時代，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舊雜誌，兩度去東京郊外的成田山圖書館。說實在話，日本學者研究《大乘止觀法門》的人太少，縱然有也只是幾個短篇的論文。不過當我著手撰寫之後，還是有不少的材料可讓我差遣使用。我的碩士論文，一共分成三章：1.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2.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偽及其作者，3.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
　　
　　《大乘止觀法門》這本書，在中國一向沒有懷疑，它就是南嶽慧思禪師的著作，可是到了十二世紀、十三世紀之間，日本天臺學者證真，就對這本書舉出了許多理由，說它不像是出於慧思禪師的作品。後來也有好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還是以證真的觀點最具代表性。而在中國，從來沒有人提出類似的懷疑，我也不敢苟同證真的看法，並且提出反證。
　　
　　我寫這篇論文，最大的收穫倒不是證明《大乘止觀法門》是慧思禪師所作，而是學會了找資料、用資料、分別資料、取捨資料，然後寫成絲絲入扣的論文。同時，我在第三章中，研究分析了大乘止觀法門的思想基礎和根源，讓我比較深入地接觸到了跟該書最有關係的六種經論：1.《如來藏經》，2.《勝鬘經》，3.《入楞伽經》，4.《佛性論》，5.《攝大乘論釋》，6.《大乘起信論》。讓我對於如來藏系統的思想和唯識的思想，摸到了一些門徑。雖然，我在去日本之前，已經從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的著作裡，知道了印度的大乘佛教有三大系統：1.中觀，2.唯識，3.如來藏。可是，沒有經過自己分析考察和著作的經驗，雖然讀過，終還是浮光掠影。
　　
　　我的碩士論文寫成之時，呈給指導教授看完，只有一句話：「內容很好，可惜文字不夠日本化。」結果還是請了兩位先生來幫我做了日文的潤飾，那就是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另一位就是牛場真玄，最後交出之時坂本先生相當歡喜，說我在短短半年之中，能夠趕出一篇十來萬字的論文，總算很不容易。也正因為他的鼓勵，加上東初老人要我把論文抄寄一份回臺灣，交給《海潮音》雜誌發表，可能他以為我是用中文寫的。為了表示我沒有在東京睡覺，而是真正在那邊讀書，所以在第二年的下半年，便把它翻成中文，陸續地寄回臺灣。一九七一年十月全書翻成，到了一九七九年，就由東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