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從中國佛教史的高僧傳記考察，凡是重視於戒律的探討者，也必重視歷史的事實，同時也會著眼於內外之分的宗教問題。例如唐之道宣律師，重視歷史，也重視戒律，所以留有三部不朽的著作：1.《唐高僧傳》，2.《四分律行事鈔》，3.《廣弘明集》。梁之僧祐律師撰有：1.《梁高僧傳》，2.《弘明集》。《弘明集》及《廣弘明集》是蒐集跟護法有關的資料，包括儒佛之辨、釋道之辨、夷夏之辨。他們都飽讀經史，也博涉外書。目的是在護持佛法，伸張正理。
　　
　　我當然不敢和先賢古德相比，但我發覺：佛教的環境已被教內教外所污染和誤解，教內的人不知如何來宣揚佛法，住持三寶，也不知愛惜羽毛，反省檢討，糾正積習，重振法運；而外在的社會除了反宗教的唯物思想之氾濫，又有基督教挾著西方科技文明的力量，對中國的佛教，做秋風掃落葉式的破壞。例如近代學者蔣夢麟先生的一部名著《西潮》之中，就有這樣的看法。這真所謂內憂外患，佛教何得不衰，何得不亡。因此，面對佛教的內部以及基督教對佛教所採的行動，我都相當重視。我在寫完《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之後，陸續又寫了三篇：1.一九五九年，我針對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了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2.由於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誌，混淆了佛教和基督教的觀點，所以我撰寫了一篇〈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3.跟著又發表了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
　　
　　我對於胡適思想的宗教觀，曾經說了這樣的幾句話：「從本質上說，胡適本人是反宗教也是無宗教的，更是一位無神論和神滅論者，他雖不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但他相信人除物質而外，並不存有所謂靈魂這樣東西，所以他要攻擊靈魂存在的觀念說：『宗教家往往說靈魂不滅……。這種說法，幾千年來，不但受了無數愚夫愚婦的迷信，居然受了許多學者的信仰。』他又說：『東方人見人高貴，說他是前世修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
　　
　　我對胡適的宗教觀，反覆論證，說明佛教不是他所看到和想到的那樣。我說：「根據歷史，我們可以承認胡適所謂歷史的不朽和社會的不朽。但又能夠更進一層肯定了個人獨立的價值（善惡行為的業績）的不朽，這才是大獨立和大自由。可見佛法沒有違背胡適，只是佛法超越了胡適的觀念……佛教本來就是一種智慧的宗教，也是人文化的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人之學佛，首先要做好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至於基督教的香港道風山，是從南京的景風山撤退而改名的，是屬於基督教信義會的一個支派。他們曾經派牧師到佛教的叢林，如鎮江的金山、揚州的天寧，掛單、學禪、參禪、打坐，就像一個虔誠的佛教居士，然後把他從寺院所學、所聽、所見，而創設了他們的新團體，用基督教的觀念與信仰來解釋佛教，再用佛教寺院的生活規制和方式，來做基督教的靈修和祈禱。不知道他們的根本目的何在，不過確從佛教的僧團，吸收了大批的青年和尚，然後把他們訓練成為基督教的牧師。因此引起我產生了佛教前途的危機感。我的看法是，基督教徒盡可以傳教，為什麼要把和尚變成牧師，基督徒盡可以宣傳他們的聖子、聖靈、聖父三位一體觀，為什麼一定要把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解釋成為就是基督教的上帝、道、靈？我們可以容受基督教的存在，所以佛教徒常常以友善的態度，承認耶穌也是菩薩的化現，用他們的方式來度化需要他度化的人。可是，我們沒有必要說：基督教就是佛教，有了基督教便不用佛教。我們可以承認基督教存在的事實，但卻不能忍受佛教即將滅亡的事實。所以起而執筆，挺而論戰。但是掀起這場宗教戰爭的人不是我。
　　
　　二、我寫基督教
　　
　　我在臺灣南部的山中，總以為可以與世無爭，好好把自己活埋幾年的，所以，除了佛教的三藏教典及現代人的佛學著作之外，不看一般社會的報紙雜誌，沒有收音機，當然更不會有電視機，而當時的山中也沒有電話，甚至沒有電燈，真可謂過著遺世獨立、世外桃源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竟然有人好心地把天主教的《恆毅雜誌》帶到我的山中。其中有一篇文章討論佛教。同時又有人，把曾經在日本佛教大學函授部畢業的某牧師，所寫的幾本關於佛教的論著，以及輔仁大學的教授某神父所寫的幾本駁斥佛教的著作給我，那些既然是出於牧師和神父的手筆，當然對於佛教不會有正確的認識和公平的介紹。事實上，他們的目的和存心相當明顯，是引經據典地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針對著佛教的信徒，攻破信仰的城防。而當時佛教界能夠寫出那樣水準的文章，讀過那樣多經論的人，也真不多，所以他們看我還能夠寫幾篇文章，不僅佛教徒們希望我反駁，就是牧師和神父，也公然地在他們的雜誌上叫陣說：「佛教徒們也寫寫吧！是誰呢？」他們摩拳擦掌地向佛教界找出應戰的對手。
　　
　　那個階段的煮雲法師，在臺南公園做過幾場基督教與佛教比較的公開演講之後，集成了一本小書出版。可惜，接著他患上了高血壓和糖尿病，常常頭痛失眠，再也不能應戰了。
　　
　　另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過學佛三十年之後，竟然有基督徒到他的道場向他挑戰，向他傳教。結果，他寫了兩篇長文章：1.〈上帝愛世人〉，2.〈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又因為杜而未神父把佛教的信仰套入月神信仰的一類，又引起他寫了一篇〈東方淨土發微〉的長文章。
　　
　　我在山中，本不希望多事，可是，基督徒竟來公然挑戰，我為了澄清他們的觀點，和說明佛教本身對於基督教的看法，也疏導一般的有識之士，能夠正視宗教的問題。我當然不希望也學著基督徒們入主出奴的心態來攻擊基督教，正如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我希望用客觀的資料來做公平的介紹。因此，就在一九六四、六五和六六年之間，陸續地寫成了一本書，分別交給幾家佛教的雜誌《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刊出。到一九六七年，交給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書名是《基督教之研究》。我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說明了寫作該書的動機、態度和目的：
　　
　　「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這一本書，在一九八七年被臺北的久大文化出版社，編列為該社「終極關懷系列」的第七本書。在它的封面上，用小字刊出我在書中所說的話：
　　
　　「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有如一副涼床，平掛在兩棵大樹蔭下；一頭是哲學之樹，另一頭是科學之幹。
　　
　　上帝聯繫在哲學與科學之間，祂不是哲學也不是科學，卻是含哲學與科學的精髓；芸芸眾生躺在祂的懷中，即得到心靈的慰藉。像這樣的上帝觀，多數的東方人尚未懂得，自然也不易瞭解。」
　　
　　因此，久大的主編，又在該書的封底，給我加了幾行畫龍點睛式的短評：
　　
　　「基督教走出巴勒斯坦之後，千年來已建構出一座牢不可破的上帝之城；基督教的信仰天地，壁壘森嚴。聖嚴法師面對基督徒攻佛、破佛的挑戰，以理智的筆觸，解開不同宗教觀點的糾結，為寬容的宗教觀鋪路。」
　　
　　當我這一本書出版之後，有兩個極端的反應：1.佛教界感覺到鬆了一口氣，畢竟我們還有人懂得基督教，而不再害怕基督徒走進寺院送聖經發傳單了。有一位法師就把我的這本書的第四章〈基督教的偉大在那裡？〉抽印成為小冊子，贈送各寺院，專門為了等待基督徒來寺院傳教的時候，以此回贈。2.神父和牧師從此鳴金收兵，而卻引起了其他的基督徒把我視為眼中的釘、心中的刺。有的拿著我的書逐段的批駁，不是要我回答，而是要我熟讀，認為我根本沒有懂得聖經，也沒得到靈糧，所以當面要我好好向上帝懺悔。有的基督徒改在一般的報章雜誌，利用投稿的方式，挾嘲帶罵地批評佛教。
　　
　　三年前，有一位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友，來皈依了三寶，見面就說他讀過我的那本書《基督教之研究》。我問他：「就是因此而改變信仰嗎？」他說：「不是，如果是基督徒看了那本書，只有反感而不會佩服。要知道，基督教的本質是重視於信者得救，有關於思想的、理論的，對他們沒有作用，如果他們不加以反省，不會改變信仰。」因此，我也告訴他：「我能瞭解。我那本書的對象，與其說是寫給基督徒看，毋寧說是為了佛教徒以及那些還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而寫的。」
　　
　　三、宗教比較
　　
　　宗教，自有人類文明以來，就有宗教的需要和宗教的活動以及宗教的事實，它是人類最終的歸宿處，也是最早的原動力。因此，漸漸地，由各信各的保護神，而發展成為宇宙只有一個神的宗教。可見，唯一神的信仰，是從各信各的多神信仰會合的，因此，唯一神，不一定就是獨一無二，祂應該是無數神格的總稱，不是否定了無數的神格，而由一神來獨斷宇宙的真理。
　　
　　由於多神信仰的多元化，所以顯得繁雜而迷信，又由於一神信仰的獨斷、排他及征服性，使得宗教與宗教之間，互不相容，這都不是宗教的正面價值所在。可悲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人與人之間，不僅為了物質生活的條件而爭，也為精神生活的信仰而戰。每一個宗教所信的神明，都告訴他們的信徒，真神和善神只有一個，就是他們自己所信仰的。此外，不論信仰什麼神靈，無一不是邪教和魔鬼。因此，也把自己所信宗教以外的任何宗教的信徒視為魔鬼的肢體、魔鬼的化身、魔鬼的代名詞。這都是因為肯定自己所信的，而否定了他人所信的。只想知道自己所信所行是什麼，拒絕知道其他宗教所信所行是什麼。於是，宗教信仰，原本是為人類帶來幸福，結果，由於不同的宗教之間的互相敵視，而為人類帶來災難。這樣的事實，我們在基督教的《新約》及《舊約》中看得非常明顯。新興宗教和傳統宗教，本地宗教和外地宗教，自族宗教和他族宗教之間，不斷地發生殺伐，不僅是語言的、理論的，而且是行動的，往往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還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狂熱分子，高喊發動「聖戰」的口號。
　　
　　如果不同的宗教之間，能夠互相尊重，彼此瞭解，減少猜疑，減少敵視，彼此觀摩，彼此學習，取長補短，世界的人類，才會真正地從宗教的信仰得到和平與幸福。佛教徒，一向就有這樣寬大的心量。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常教誡弟子，要恭敬供養佛教的比丘、比丘尼，也要供養印度原有宗教以及新興宗教的沙門、婆羅門。在思想、觀念和作法上彼此雖有出入，要讓弟子們知道所謂內外之分，那是為了保護佛弟子的信心，不在於攻擊其他的宗教。就是對於從其他宗教改信了佛教的人，佛陀也告示他們，照常要對以前所信的宗教師們，供給生活的所需。供僧是美德，供養所有一切宗教修道的人，也是善行。
　　
　　佛教到了中國，一直都受到儒道二流的學者們所攻擊排斥。但是，作為一個佛教徒，卻能容忍儒與道，甚至唱出三教同源之說。在佛教方面，採取援儒入佛、援道入佛。到了宋明時代，儒家也就援佛入儒，佛教並沒有要否定儒及道二派，而是把它們解釋為能跟佛教相通的人文基礎。這就是佛教先接收了中國的文化，然後被中國的文化所接受，形成了中國文化儒、道、佛三大主流之一。
　　
　　我就基於這些認識，除了研究基督教，而寫基督教之外，也著手收集世界有關各種宗教的資料，並且主張各宗教的信從者，都應該有比較宗教學的常識。我也希望能夠編寫一部這樣通識性的概論書，提供大家參考。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的書還沒有著手編寫，高雄壽山佛學院的院長星雲法師，已經為我在他們的佛學院，開了這門比較宗教學的課。
　　
　　就這樣，我根據當時能夠蒐集到的中、日文以及由外文翻譯成中文有關宗教的書籍和著作，邊教邊寫，在半年之中完成了一本書，命名為《比較宗教學》，然後於一九六八年交給臺北的臺灣中華書局出版，有二十萬言。那一本書，分成十章：1.原始宗教，2.未開化民族的宗教，3.古代民族的宗教，4.印度的宗教，5.中國的宗教，6.少數人的宗教，7.猶太教，8.基督教，9.回教，10.佛教。我自己並不滿意。
　　
　　我對它不滿意的原因有二：1.我沒有做太多的比較研究，只有做了一些歷史關係、背景關係，及其源流的探索和展現的說明。2.我懂的外文太少，也可以說根本沒有辦法運用到更多外文的資料。到當時為止，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另有人已經寫過更好的比較宗教學的書，也不知道除了本書所說的，還有多少宗教被我遺漏了。在那以後，常常希望再寫一本，可是，轉眼間已經是二十四年了，還沒有時間再碰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在國內的市面上還沒有發現一本比它更好的宗教學入門書。因為我的事情太多，而且逐年衰老，再寫一本的可能性，相信已經沒有了。
　　
　　四、世界佛教通史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注意戒律的人，自然而然會注意歷史。研究戒律，事實上不能離開歷史。戒律的本身，是關係僧團的活動，僧團活動的延續，就是佛教的歷史。如果先從佛教的歷史入手，也很容易去注意戒律，因為佛教的歷史是由各個時代的傑出的僧侶所留下的事蹟。凡是持律謹嚴或者制度井然、管理得當，便會培育出優秀的僧才，也能夠獲得十方的敬仰，而向他們團聚，隨他們修學。因此，重視史學的高僧，會對戒律也能夠兼顧。
　　
　　我本人，不算是律師，也不是史學家。只是，在發現近代佛教衰微的原因之後，就想溫故知新，希望從歷史的軌跡，得到啟發，如何來開創明日佛教的前途。同時，我也發現，佛教發源於印度，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佈，源遠流長，而且流派縱橫。好像是源頭的活水，挾著沿途的泥沙，向各處奔流，經過黃土高原變成黃河，經過黑土變成黑水，經過白土，就變成白水。那一些才是源頭的本來面目？那一些算是由各地區、各時代附加的異執？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佛教有南傳、北傳之分。北傳的又有漢傳、藏傳之別，漢傳的又有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的各化一方，中國又有十宗、八宗之說，僅僅中國的禪宗，又有五家七宗的門風，這真是千頭萬緒。到了今天，必須要有一個世界性的共同觀念，得有共同運作的現代佛教出現。否則的話，南、北傳的相互頡頏，漢、藏佛教彼此對峙。從日本佛教看中國，中國的佛教已經僵化；由中國佛教看日本，說他們已經俗化。不僅不能夠將佛法發揚光大，而且互相將彼此的努力抵消，殊為可惜。因此，我發願要寫一本世界佛教通史，編寫一部一百萬字上下的《世界佛教通史》，分成上、中、下三冊，計畫之中，上冊包括印度、西藏、日本部分，中冊包括東南亞各國及歐美部分，下冊包括西域、中國、韓國部分。希望以教團流傳史為經、教派思想史為緯，讓讀者們看了這部通史，能夠脈絡分明，一目瞭然。在什麼時候發生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又在什麼時代對佛教的根本精神，做了反顧之後再發展。我們就可以掌握到佛教的源流，在多變的情況下，還有不變的基本原則，那應該是各宗、各派、各時代、各地區所共同遵守的軌範。否則就不成其為佛教，而應該叫作「外道」。
　　
　　類似的世界佛教通史，不僅中國沒有人寫過，就是現代世界各國包括日本在內，也沒有人寫過。雖然到了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日本的立正佼成出版社，發行了一套共二十冊的《亞細亞佛教史》，其中只有印度、中國和日本，欠缺西藏、韓國及歐美。因此我從一九六六年起，著手編寫印度佛教史，接著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韓國佛教史、越南佛教史。可惜到了一九六九年春，負笈東瀛，去日本開始了留學僧的生涯，另一個必須要荷槍實彈、短兵相接的戰場，等待著我。我必須擺下所有原來的計畫，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碩士及博士的必需課程，以及必交的論文。
　　
　　當時，我還計畫讀完最高學位之後，繼續再寫世界佛教通史。所以，在一九六九年八月，我把這一部書的上冊部分的原稿，交給臺北的臺灣中華書局出版，就是命名為《世界佛教通史》上集。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問我中集和下集在那裡？是不是也像胡適之一樣，他的《中國哲學史》寫了上冊之後就沒有了下文？我一想到這件事，總會感到耳熱臉紅，真是能說不能行。實在說，不是我不想寫，而是因緣逼我停了筆。好在，我已完成了將近四十萬言，而且也翻譯了一本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等五人合撰的《中國佛教史概說》，於一九七一年交給臺北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進入了王雲五先生主編的「人人文庫」特二○九號，總算聊勝於無。對於我自己，對於讀者，還是提供了不少的方便。特別是我的《世界佛教通史》上集，已被目前中國大陸各佛學院作為教科書用。我真但願有朝一日，能夠靜下心來了我未滿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