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戒律與阿含
　　
　　一、戒律學並不難
　　
　　我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受了三壇大戒之後，十月的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的東初老人座前，只住了不到一個星期，就辭去了《人生》月刊的編務，便向東初老人告假，準備到臺灣的南部山中，閱讀藏經，他老人家雖然不希望我走，可是，也沒有辦法留下我，當我向他頂禮告假之時，他卻非常地愉快，做了簡短的開示，同時賜了我一疊鈔票，以備我在山中零用。
　　
　　我所去的地方，是一個交通非常不便，物質條件相當落後，而卻又是風光綺麗的地方，那就是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那座山的名稱，俗稱「尖山」，寺院大眾則稱它為「大雄山」。寺的名稱叫「大雄山朝元寺」。那兒只有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和尚，以及幾位比丘尼和優婆夷。因為交通不便，不是香火的地方，也不是經懺道場，而是靠寺院住眾種植麻竹和荔枝，正是一個農禪的家風，所以非常安靜，不過現在已經成了高雄觀光的重點之一，叫作「黃蝶翠谷」。當時一個月之中，難得有幾個人上山去拜佛，這是我的大福報，雖然曾有一段時間，我沒有錢買牙刷、牙膏、肥皂，乃至寫信向外聯絡的郵票都沒有一張。好在，山中冬暖夏涼，而春秋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日子過得很快，也非常安樂，真所謂「山中無歲月」，但又是夜夜是滿月，日日是好日。那一段時日，使我直到現在都非常地懷念，在我的生命史上，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我在那兒，修養身心，調整身心。我先拜大悲懺，後拜彌陀懺，再拜《法華經》，除了早、晚的課誦，也有早、晚的禪坐，而打坐的時間比較多。
　　
　　不過，我沒有中止閱讀，也沒有停止寫作，由於在戒場的感受，所以發願先看律藏，「朝元寺」正好也向中華佛教文化館請購了一部影印的《大藏經》，它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大冊都是屬於律部，又由我的幾位戒兄陸續地寄給我好幾種難於求得的單行本律學的著作，全為《大藏經》律部未收者。特別是淨空戒兄借我看了《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使我在浩瀚的律藏之中，痛快地游泳了一番。
　　
　　首先我就寫了兩篇文章，就是後來收入《佛教文化與文學》之中的1.〈優婆塞戒經讀後──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這是寫於一九六一年的六月；2.〈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後〉，寫於一九六二年的三月，當時我對於菩薩戒就有這樣的看法：「《瓔珞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由於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家弟子們，均能發最上心，求受菩薩戒。」（《佛教文化與文學》初版，一四四─一四五頁）。
　　
　　這樣的思想，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改變。中國的佛教號稱大乘，也就是菩薩乘。信仰大乘佛教，修學成佛之道，必須通過菩薩的階段。發起無上的菩提心，是從菩薩行開始，如果不受菩薩戒，則是非常矛盾的事。
　　
　　對於弘一大師的律學思想，我也有看法：「自古高德立言，往往都是述而不作，這是表示對於立言態度的謹嚴，也是對於聖教的尊重，所以弘一大師的著述中，每以整理為主，說明為輔，而未達到弘揚介紹的目的……在萬不得已時，才略添自己的意見，予以說明。但他治律，雖以遵古為本，但又不落泥古的迂腐，這是最最難能做到，也是最最難能可貴的事。」
　　
　　我讀任何書，非常重視對於資料的運用和正確的說明，但也留心文章的作者，對於他所表達的意見，能否溫故知新，指出同異，又能導入一個使人有合理遵循的原則和方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既不是食古不化，也不是自說自話。
　　
　　任何學問，都是熟能成巧，否則就是隔行如隔山，我並不是對於戒律有那麼大的興趣，因為人人都說它難懂，所以我才嘗試著去懂它。當我最初打開大部的律藏，先讀律論，然後看諸部廣律，而所謂諸部廣律是指：《五分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十誦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等。它們都動輒是三十卷、四十卷、五十卷、六十卷，部帙浩繁、內容繁雜、名詞陌生、敘事瑣碎，可是當我看律的時候已先把一本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戒相、條文背熟，然後一部律一部律，對讀下去。我是以《四分律》為基準，然後把其他的諸部來相互對照，就能看出它們之間的多少出入。當時，我雖不懂梵文，那些由梵文音譯的戒律名相，經過對讀，和通盤地考察、過濾之後，就知道那些名相是在表達什麼，代表著什麼，有什麼作用。無非是人名、地名、物名和事相名。當然也有為了表達一語多義而用音譯，可是並沒有像密教所傳的那樣，因為祕密不可說而用音譯。至於律中看來非常繁瑣的規定和軌則，如果把它歸納為一種生活的方式，從個人的到團體的、從寺內的到寺外的、從觀念的到行動的，貫串起來看，也只不過是我們僧團的日常生活中，身邊和手邊發生的事而已。不過，要具備一種心態，那就是不要以生活在現代環境的我們來看律藏，而要把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從歷史上倒退兩千五百多年，也生活在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僧團之中，每次都跟他們起居作息，那你就覺得是很平常的事了。就像一個從來沒有經過世面的鄉下少年，一旦送入一所非常現代化的學府求學一樣，最初是不習慣，漸漸自然而然地也被同化。所以我說戒律學不難。
　　
　　二、適合時代的戒律
　　
　　我從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在高雄山中把當時我能夠蒐集到的有關戒律學的著作全部讀過，若干重要的律書，則讀了兩遍到三遍，邊讀也邊寫筆記，並且分類地逐篇整理，最初我並沒有計畫要寫成一本怎樣有系統的律學著作，只是有了想寫的動機。由於我向南洋的《無盡燈》月刊投稿，發表了一篇有關戒律的文章，受到該刊的負責人竺摩長老的鼓勵，輾轉地捎來十元美金，並說將要為那篇文章印成小冊流通，接著又得到更進一步的慨諾：當我寫成戒律學的專著時，若我無力出版，他願資助印費。也許是由於得到這樣的鼓勵，我就一篇一篇地寫了下來。到了一九六五年，便累積成書，交給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那就是長達十九萬言的《戒律學綱要》。
　　
　　該書共分七篇，依次是〈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這是一本怎樣性質的書呢？我在該書的〈自序〉中，有如下的幾句話：
　　
　　「我是試著做復活戒律的工作，而不是食古不化地說教。當然，我的目的，雖求通俗，但在盡可能不使讀者厭煩的情形下，仍將戒律學上各種主要問題，做了應做的介紹和疏導。所以本書也徵引了各部律典及古德註疏的重要資料，並且盡量註明出處，以便讀者做進一步的研究參考；唯恐讀者對於書中所引原文以及若干專有名詞的隔閡不解，故也適度地採用夾註號加註說明，本書的性質，是通俗的，是研究的，更是實用的。」
　　
　　以往凡是研究戒律的人，都會堅持他們宗派門戶的立場，直到近代的弘一大師也不例外，而我寫這本書，只是在介紹佛的戒律，我沒有想到我是不是南山律師道宣《四分律》的傳承者。我不敢說對戒律學含英咀華，但是我總盡力地保持沒有立場的立場，來把釋迦牟尼佛所制的戒律精神和目標凸顯出來，介紹給現代社會的人，讓他們懂得，而且願意接受著去用，所以在我的〈自序〉中，也說道：「從大體上說，本書有受蕅益及弘一兩位大師的很多影響，但並沒有全走他們的路線，乃至也沒有完全站在南山宗的立場。」
　　
　　由於我這一本《戒律學綱要》的出版，有不少人因此而發心皈依，或發心出家，或發心受菩薩戒。而且被幾個佛學院採為課堂的教材，大陸南京金陵刻經處，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另外值得一提的，以往凡是研究戒律必定被稱為律師，他們自己也以律師自居。可是，在明末的蕅益、蓮池兩位大師，也有關於律學的著作，卻未被視為律師，而我自己雖然研究戒律，既沒有自己覺得是律師，也沒有被人家公認為律師。我只是根據佛的制度，作為一個出家的比丘，至少應該知道我們的生活軌範是什麼，瞭解戒律的「開、遮、持、犯」，這是出家人都應該具備的常識。
　　
　　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
　　
　　我在研究戒律的同時，發現也必須要通達《阿含經》，所謂五部的戒律是屬於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弟子們各自分化一方，由於印度的語言複雜，民族背景不同，所以要適應每個地區不同的環境分類傳播佛法，就自然形成了所謂部派佛教的事實，每一個部派都有他們自己傳承的戒律和經典，當時印度有十八或二十多個部派，照道理應該就有那麼多不同的戒律學和不同的阿含學。但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有戒律學的四律五論，而《阿含經》也只有四種。
　　
　　我看《阿含經》的動機，有兩點：1.戒律中常常把「正法律」三個字連用，又說「毘尼住世，正法住世」，也就是說佛法和戒律是不能夠分家的，而《阿含經》明法，《毘尼》明律，非常明顯。正法也是正律。正法是對邪法而講，正律是對邪律而言。在律中有法，法中有律，例如律宗常說：「少欲知足，知慚愧。」那實際上就是一種佛法。在佛法中所說：「正語、正命、正業」實際上就是戒律，因此，我在探討戒律的同時，也勤讀《阿含經》，那就是《大正藏》的第一、二的兩大本。所謂《四阿含經》是指：《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2.我看了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就是把《阿含經》的內容用他自己的組織法，分門別類，很有層次性地介紹出來。他所謂的佛法，在《阿含經》之中已經全部都有了，以後大乘佛教的思想發展也都是根據《阿含經》而來，不像一般學者編寫的佛教概論和佛學概論，則將大小乘佛教分開，而又分宗、分派、分系來介紹那樣。
　　
　　當我閱讀《阿含經》之際，做了不少的卡片，我是把同類的名詞、同類性質的觀念把它集中編錄。例如同一個名詞、同一個觀念，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作用，所謂「同類異義」，也有「異類同義」的，譬如說羅漢的禪定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敘述，綜合起來，才能夠得到全盤的印象，而且能夠告訴你，那個是重點所在。比如對於「三寶」的解釋和「僧寶」的意義，以及皈依僧寶究竟是皈依什麼，這可以在不同的出處出現，而讓我們得到最後的結論。當然像這樣的卡片製作起來，只有我自己能用，當時並沒有人告訴我讀書的方法和做筆記的技術，這樣的作法，好像是在為《阿含經》做索引編辭典，其實不太一樣，讓我自己用自然很好，若讓他人用，根本不是辭典。
　　
　　因為當時沒有想到要把研究《阿含經》的心得寫成一本專書，所以那一堆筆記常常跟著我到處流浪，但是跟著我也有好處，當我要思索某一些佛法的問題之時，除了查字典、查原典，而我的筆記也是最好用的一種原始資料。
　　
　　在一九六三及六四年之間，臺中《菩提樹》雜誌的朱斐居士，常常向我要稿。那是一本通俗的刊物。為了把正確的佛法和真正的佛教介紹給社會人士，所以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答問方式，寫出簡短的散文，來向大眾澄清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正信。先後寫了兩年，一共有七十個題目，我的根據主要就是《阿含經》。後來到一九六五年元月，也同樣交給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發行，書名即為《正信的佛教》，當時我在〈自序〉中有這樣的說明：「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雖已有一千九百年的歷史，中國的整個文化，也都接受了佛教文化的薰陶，佛教的根本精神，卻因民間固有的習俗加上神道怪誕的傳說而湮沒。故到晚近以來，許多略具新知的人們，竟把佛教看作充滿了牛鬼蛇神的低級迷信……因此，促使我根據個人的研究所得，配合時代思想的要求，並參考了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一部分見解，想到了七十個看來淺顯而實際重要的問題……。」
　　
　　這一本書現在已成為佛教界的暢銷讀物，它的發行數量，超過一百萬冊以上，它的發行地區，遍及臺灣不說，還到香港、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地，凡是有華人佛教徒所在之地，幾乎就可以看到這一本書，連同中國大陸，也在一九八○年以來不斷地用簡體字印刷流通，可見《阿含經》對我的幫助，也增加了我對佛法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