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出家與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入伍，到一九六○年元月正式退伍，這一段的軍旅生涯，超過了我少年時代出家做和尚的年數。但是，我總覺得，自己還是個和尚。雖然在軍中的身分是軍人，我內心卻不曾想到過我不是和尚。因此，一旦奉准退伍，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佛教的僧團。所以，對我而言，這不是再度出家，而是回家。
　　
　　我少年時，在中國大陸狼山出家的因緣，已在前面說過，也曾把當時的心境和再度出家時的心情，在我的自敘傳《歸程》裡做過這樣的描述：「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曾經為我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狼山的環境，像畫一樣的美，像詩一樣的可愛……。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畢竟沒有保住那個出家的身分。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是走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圈子以後，依舊走上了原來的路。」
　　
　　在軍中十年多的時日之中，並沒有浪費生命，對國家付出了我的奉獻，對自己也做了相當多的充實，那是一段成長得非常辛苦而又值得回味和珍惜的歷程。不僅是在學問上，已經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就是對佛法的體驗上，也曾經過幾番的突破，特別是在我二十八歲的那年，曾經由於近代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傳人，靈源和尚（西元一九○二─一九八八年）的接引，而得到一個入處。這使我的生命，就好像是從一個自我作繭的鐵罐裡蹦了出來。
　　
　　我的生命不僅不再屬於自己所有，也不必要說是拿來奉獻給我們的世界和一切的眾生，只是想到如何地做，如何地學，才是佛教所需要的，以及人間所需要的。
　　
　　這一次的出家，是依止鐙朗東初老人（西元一九○七─一九七七年）為剃度師，他給我的法派字號是「慧空聖嚴」。他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擔任江蘇省鎮江的名剎，屬於曹洞宗系的焦山定慧寺方丈。他是曹洞宗的創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傳人，同時他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也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所以一人傳承曹洞與臨濟兩支法門。因我跟東初老人出家，在法系上也同時繼承曹洞與臨濟兩流。這在以一個出家人來講，似乎有些複雜，其實正可見其殊勝，佛法本來一味，若要分河飲水，乃為智者不取。
　　
　　在此，我必須另做一個溯前追後的敘述，因為我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另外，在一九五八年春，跟靈源和尚結了法緣之後，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二點，他才正式賜我法派字號叫「知剛惟柔」，也給了我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這使我又跟鼓山湧泉寺，臨濟宗派下的法脈有了傳承的關係，而成了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二、編輯和寫作
　　
　　我從軍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從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裝的日期，則選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因為我是因病而從軍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團之後，能好好休養身心。一方面藉以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生涯的風塵，也希望鑽進東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當時的臺灣，大部而整套的佛教文獻，只有中央圖書館藏有一套《磧砂藏》。也只有中華佛教文化館，是做著文化及出版的工作，例如將日本在大正時代編成的一部《大藏經》正續兩編共一百大冊，於一九五九年，在臺灣影印完成了五百套，並將日本另一部計由五十九種禪宗著作編輯而成的《禪學大成》完成影印。而東初老人本身是一位佛教史學的專家，到他圓寂為止，曾經完成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所以在當時的臺灣能見到如中華佛教文化館那樣多藏書的佛教道場，相當不易。
　　
　　東初老人為了用文字達成宣揚佛法的目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發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經過十多位主編的耕耘。當我投到東初老人座下之時，正好當時的《人生》主編提出了請辭的要求，我也就順理成章地，由該刊作者的身分，一變而成了它的主編。直到我往臺灣南部山中禁足為止，前後為它服務了兩年。
　　
　　在這段時日之中，我的身體健康，始終沒有好過，經過氣虛無力，頭昏、氣悶、手軟、腳冷、食欲不振、腸胃失控。很多人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前，就遇到種種的魔障，我這一點小毛小病算不了什麼！好在有一位前輩的長老，介紹了一位漢醫給我診斷之後，開了兩付藥膏，繼續服用了半年，身體才算從奄奄一息之中漸漸好轉過來。
　　
　　但是，那一個階段，佛教界能夠為《人生》月刊提供稿件的不多，而且沒有稿酬，開發稿源相當困難，我真佩服前任的幾位主編，真是神通廣大，竟然能夠每月按期出版。因此我向東初老人請教個中祕訣，他的回答是：「有什麼祕訣啊！沒有人寫自己動手。每天只要寫一篇，一個月就有三十篇了，然後，每篇都給它一個作者的筆名就成了。佛法那麼深廣，人間的問題是那麼的繁複，每天從所聽、所聞、所讀、所觸、所思之中，有寫不完的文章，大好的題材，俯拾即是！」
　　
　　因此，我就向他請求供稿，他的回答更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編《人生》，我沒有辦法，只好寫嘍！如今你是很會寫作的人，而且我也老了，當然是你自己來寫。」
　　
　　就這樣，從社論到編後記，我只好埋頭苦幹了。幸而，還有兩位長期供稿的居士，為我們的《人生》消化了若干的篇幅。他們的文章，雖然都是長篇大論，充滿了思想學問，也頗深入，但對於一般的讀者大概都略顯深澀。好在每期出版的數量不多，只有一千份上下，而且總有一、兩篇富有可讀性的文章。特別是偶爾由東初老人口述，而我筆錄成文的社論，經常是「擲地有聲」之作。
　　
　　我為《人生》向各處邀稿、徵稿、求稿，佛教內外的幾家刊物也向我逼債，這使我除了為《人生》編校和撰稿，也得應酬外邊向我索稿的壓力，在健康狀況如此衰弱的情形下，實在感到寫文章是一樁大苦事。尤其，我編的這一份刊物，它的編輯部、發行部和財務部的辦公室，都在我的斗室裡。工作人員除了我還是我，常常為了版面的調整、新聞的穿插，乃至於一、兩個字的更正，必須親自從老北投火車站到萬華的一個矮小侷促的印刷廠，跟排字工人打交道。雖然他們對我的態度都很好，可是每次出版，總要往印刷廠跑上五、六次，也就不是什麼好玩的事了。而據我所知，當時不管是佛教內或佛教外的文化界，大多數是在如此的情況下，把書刊一本本地出版了，送到讀者手上的。可見，文化工作的從業人員，應該具備如此的奉獻精神。
　　
　　在那段時間裡，我也設法多讀一些大部頭的經論，利用編寫工作之餘，害病求醫之暇，讀完了一部八十卷的《華嚴經》、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一百卷的《大智度論》則只看了二十多卷，同時除了早、晚課誦及禪坐之外，我還每天禮拜一炷香的「大悲懺」。使得病弱的身心安住在信、解、行的三個原則之中。
　　
　　三、求戒的記錄
　　
　　一九六一年農曆八月，我在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一九○○─一九八八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佛教稱受戒的道場為「懺悔堂」，我本希望在戒場之中，除了努力學習戒律之外，好好懺悔，多拜些佛。可是，進入戒場第一天，就被選為沙彌首，等於現在一般學校訓練班集訓之時的學員長，要為全體的新戒學員服務。接著又被戒場的書記真華法師為了提拔我，很慈悲地向道源長老推薦我擔任《戒壇日記》的執筆工作。他們的理由是：1.我從小出家，本來就是和尚，來為新戒大眾服務，一定能夠得心應手，如理如法。2.我已經是個著書立說、擔任編輯的佛教界作家，應該要為這一次的傳戒大會留下寫實的記錄，由我執筆寫戒壇日記，是最適當的人選。
　　
　　如此一來，我就被擺佈得團團轉，凡是課堂以及各種的活動，我都必須參加，而且先到後退，照顧全場，留心全程。早上要起得早，晚上要睡得遲，白天沒得休息。凡是課堂，我還不能像某些戒兄那樣偷閒打盹，否則不僅要受戒師的罵，還要挨戒兄大眾的怨。真如俗話所說：「出風頭的椽子先爛」，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暴露在大眾的眼光下，無所遁形。
　　
　　不過，這兩個身分與職務，鍛鍊了我的體魄、信心，以及待人、處事的能力，同時，也讓我提高學習的要求。到受完戒為止，經過四十天的訓練，在一百多位同戒之中，獲得心得最多的，可能也是我。我把戒場的各項規則、活動的次第，不但記在腦中，也寫進了日記。把每一位戒師的開示，以及他們對於戒律內容的解釋，例如《毘尼日用切要》、《四分律比丘戒本》、《梵網經菩薩戒本》的內容，我都把它們扼要地記錄下來。到最後就完成了一冊將近十三萬字的《戒壇日記》，交給戒場「海會寺」印行出版了，供給在那場戒期之中的相關人員，作為永久的紀念和參考。直到現在，當我翻閱那本日記之時，還有歷歷如新的感覺。
　　
　　臨出堂下山之前，我們的教授和尚白聖長老，知道我在戒期之中，備極辛勞，同時也未必能夠面面俱到，偶爾會引來一些指責和怨言，所以向大眾給我慰勉，而說了四句話：「受戒切莫當班頭，生活行動不自由，戒師罵來戒兄恨，含著眼淚向內流。」
　　
　　長老能夠對我這樣的慈悲與愛護，當然相當感激，可是我對於戒場所見所聞，並不感到滿意，因為戒師們多半只知道照本宣科，古人怎麼說，他們也怎麼說，過去人怎麼做，他們也照著做，戒子們聽不懂的，他們可能也不懂，特別是戒律學中的名詞，往往是用梵文的音譯，在漢地的中國文化中，沒有那些東西，沒有發生過的事，的確無法用相當的中文來表達，再加上中國的古人，解釋戒律學中的種種問題，都用極為間接的文字來說的。現代人，如果缺少古來學者們那樣的學識基礎和文化背景，看起來還是不知所云。在受戒場中，新戒都不會發問，戒師說什麼就聽什麼，遇到許多不懂和不通處，他們還以為應該就是這樣子的罷！我每每不便在課堂發問，而在課後請教戒師。倒是道源長老，不只一次地對大眾說：「戒律深奧難懂，所以律宗弘揚不易，希望諸位新戒菩薩發大弘願，親自去看律藏，加以研究發揚。」我當時發現，佛教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或在家戒、聲聞戒或菩薩戒，不僅僅是在義理方面需要下大工夫做一番釐清，就是在對今日世界、現實社會的因應而言，也需要做大幅度的審視。否則，等於執死方而應變病。徒見重視戒律之名，而缺少淨化人心、淨化社會之實。這也是使我在受完戒之後，便去全力地背誦《四分律比丘戒本》以及《梵網菩薩戒本》的原因。這也成了我不久之後去專攻律藏的動機，希望自己先懂，再讓人家去懂，先自己去用，再讓人家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