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軍中的歲月
　　
　　一、我還是和尚
　　
　　從軍報名之時，我為什麼選擇了通信連？這是當時招兵站的幾位軍官的建議。因為，從一個每天拜佛、吃素，而心存慈悲，主張戒殺放生的和尚，突然進入軍中，成為一個荷槍實彈的軍人，時時待命到前線、上戰場、衝鋒陷陣，兩軍相對時，開槍發砲，乃至於近身肉搏，都是殘酷的殺戮行為，和佛教的信念相背。但是，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臺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了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招齊，馬上開船送往臺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分，大概不便直接上戰場去衝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後勤工作。
　　
　　就這樣，到了軍中，換了衣服，大家還是稱我們和尚。長官和同事偶爾還會叫我們和尚，有的是出於玩笑，有的是出於關心。這對我來講，倒是一重道心的保護網、信心的維持劑，所以非常感謝他們。直到我十年之後退伍那天為止，雖然已經升遷調撥，換了許多單位，我都會主動地聲明：「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做和尚！」這對我來講非常有用，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困擾，許多年輕的同事，偷偷地結伴出去吃、喝、嫖、賭，就不會把我算在裡頭；每逢假日，我也可以有個人的時間來做自我的進修。
　　
　　從寺院生活進入軍隊生活，是我生命史中的第二次大轉變。當我以一個農家的少年進入寺院之際，必須處處學習，時時留心，那時只有一個想法，希望把和尚做好，所以興趣很濃。然後，由於弘揚佛法的心願，又使我不斷地努力以充實自己。現在進入軍中，除了跟叢林寺院同樣是過團體的生活，所有的想法、說法、作法，都跟寺院不同。寺院講「弘法利生」，軍隊講「保國衛民」；寺院講「戒律威儀」，軍隊講「軍紀」；寺院講究的是「清淨莊嚴」，軍隊講究的是「生龍活虎」等等。一時間，很難適應。特別是飲食問題，我已將近六年未碰葷腥，進入軍中第一餐，是在上海的招兵站。那是借駐大通路的楠木倉庫，房子雖大，可是容納一個團的新兵時，還是把樓上樓下擠滿了人。由於沒有充分的衛生設備，所以戶外以及屋頂平臺到處都是一堆一堆的大便，我們的飯廳，也就是在這樣的場所，飯筐菜盆就擺在這些處處人糞的空隙之間。菜色雖然差，還有幾片薄薄的肥肉，漂在菜湯的面上，幾乎使我頭暈目眩，好不容易才把一碗白飯囫圇地吞下了肚。此後，每到吃飯，雖然肚子餓，都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所以有些人待了一天就溜了。
　　
　　但是，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因為聽說到了臺灣，青年軍的新兵完全是新式的教育，美式的裝備，訓練的營地像花園，士兵的生活像學生，所以暫時忍受了下來。五月十九日，我們終於在上海外灘的碼頭上了船，經過了兩天的航程，抵達臺灣的高雄上岸，然後乘坐無頂敞篷的載貨列車，經過一夜的時間，到達了新竹，住進一家已經廢置了的日據時代的玻璃廠。在上海時所聽說的軍營營房如花園，軍營如學校，事實上到了臺灣，我們所經驗到的生活環境，是四周圍著一丈多高的竹籬，出入受到管制，門禁非常森嚴，吃的是一日兩餐，每餐是糙米飯和醬油湯，喝的是渾濁的井水，睡的是磚砌地鋪稻草，連蓋的也是稻草，三個人共用一條棉紗氈，好在初到臺灣，是溫暖的初夏。當時，除了站崗守門的警衛排，擁有破舊的中正式步槍，其他整整一個團，只有少數的高級軍官有幾把手槍，其他都是赤手空拳，每天頂著烈日，光頭、赤膊、赤腳、穿著短褲，在操場和野外接受入伍生的訓練。
　　
　　就在這個階段，我們有幾位同學，由於無法適應，忍無可忍，也因為被長官調出通信連，撥進砲兵連，使他們非常地失望和痛苦，就在夜深人靜、大家熟睡中，溜出了營房，脫離了軍隊。我們就是為了避免放槍開砲、親手殺人，才選擇了通信連的。可是，軍中的人事很難預料，先前招兵站的軍官，有好幾位已經不見了。
　　
　　他們走了之後，我的心裡也盤算著究竟是離開的好？還是既來之則安之，觀察一段時間再說？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在軍中待了十年。那固然由於我在從軍時的心態和心願，希望早日回到大陸，我應該要盡一己之力，同時後來也聽到離開軍隊以後那幾位同學所提供的消息。那個階段，從大陸到臺灣的出家人，景況也非常地艱難。本省的寺院都拒絕收留，外省來的法師則自顧不暇。例如有一位同學到臺北市的某寺投奔某一位大德法師時，只允許他逗留一宿兩餐，否則就要招憲兵抓他回營，因為他們也很害怕，收留逃兵會惹來麻煩。
　　
　　事實上，在一九五○年，臺灣省曾經發生到處濫捕大陸和尚的風潮，連同頗享盛名的慈航法師，以及他的中將出家徒弟律航法師等數十人，都曾被逮捕監禁在看守所。所以，他們倒羨慕我們還在軍中的僧侶，平安無事。真是百動不如一靜，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臺灣，經過幾個月的新兵共同生活之後，我才發現當初的二○七師青年軍，到了臺灣已經變成了普通的部隊，而且從二○七師被整編到三三九師，士兵的分子也沒有多少是知識青年。原來在東北二○七師的師長戴樸將軍，已升為第六軍的軍長，當時的二○七、三三九兩個師都屬於第六軍。當他到新竹跟我們訓話之後，他要凡是讀過大學的人舉手，並且站到司令臺前去，結果只有三十多個人被他帶走了，他說他要培養知識青年。其次，他又叫高中畢業的學生舉手，這一下，大家都希望被軍長帶走，所以舉手的人很多。我們有五個靜安佛學院的同學，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程度，兩種都想舉手，兩種都不敢舉手，所以沒有被軍長帶走。那一天被帶走的高中生，後來就在北投的跑馬場，也就是現在的復興崗，成立了學生大隊，給予班長的基本訓練。而那些大學生，有的投考大學，有的投考軍官學校。這位戴樸將軍，的確是愛才如命，軍中同袍都很愛戴他。
　　
　　後來我們的部隊調動了好幾個地方，從新竹到北投，從北投到新莊，從新莊到淡水。雖然都是在臺灣北部，可是調來調去都是徒步行軍。當時我們還沒有通信的器材如無線電發報機、電話、電線等，只有個人的背包及簡單的衣服。而我和另一位靜安寺的同學，負擔卻要比其他人的重些與多些。我的僧服雖然已經結了離營同學的緣，從上海隨身攜帶的幾十本心愛的書籍，則始終捨不得丟。在一個地方住定之後，我們兩人是個圖書館，大家都來借書看，一旦要拔營移動時，全數都會還了回來，所以，我們的行李背包特別大，也特別重。我的那位同學在移動兩次後，非常生氣，把書丟得乾乾淨淨，因為大家既然都不想分擔攜帶，也就不要分享這一份讀書的利益了。而我則一直把它們帶到臺北縣的金山鄉為止，那是一九五○年六月的事，我已經當了上士報務員，移防的時候，有權利可以交託部隊卡車運送了。
　　
　　我怎麼會從入伍的上等兵，在一年之間當到了上士報務員的？那是因為部隊到了北投，駐紮在老北投國民學校，有一位年輕軍官跟我們幾位和尚兵接觸，在談吐、語言、舉止之間，都覺得我們應該是大學生。奇怪地問：「為什麼沒有被軍長帶走？」我說：「我們是和尚，佛學院畢業，沒有受過高中的訓練，當然不知道大學是什麼！」那位軍官馬上鼓勵我們：「不管怎麼樣，佛學院不是大學，也應該是高中啊！不進大學不進官校，也應該去學生大隊啊！國家需要人才，你們這些優秀青年，趕快去接受幹部教育！」
　　
　　因此，我們真的去報了名，參加入學考試。不考佛學不說，也不考國文和歷史，試卷是三角、幾何、代數三種，這是為了測驗正式高中程度的最好辦法。結果，我們之中只有一人，因為他在南京棲霞山讀過兩年高中，而被錄取之外，其他幾位，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交了白卷，真是丟臉！好在監考官並沒有指責我們，反而安慰我們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回去好好努力，明年再來！」另一位監考官還認為我們是故意交白卷，為了害怕幹部生活的訓練太緊、太苦。但是，到了同年的十月中旬，我已把初中程度的課程做了幾個月的準備，首先考取了步兵班長的教育。到了十二月中旬，又轉考了第六軍軍部報務員訓練班，這個時候，我大概已經是高中程度了。
　　
　　讀者想來一定奇怪，在這數月期間，我又沒有進過正式的中學，進步那有那樣的神速？其實，說穿了很簡單，我連續參加了三次考試，把每次的試題記住不少，再跟其他落選的同學互相研討，彼此幫助，同時也請教了那些已考取的同學，如何掌握考試的範圍與原則，我就是這樣非常取巧地考上了。那是我真的已經有了高中程度嗎？不敢相信，不過是幸運地被錄取了而已。
　　
　　因為我是個佛學院出身的和尚，每次參加考試，都會遇上困難。加上我的體質、體重和身高不成正比，一公尺七二的身高，而體重則從來沒有超過五十二公斤，我曾經考過軍官學校，結果沒被錄取，然後考陸軍通信兵學校，幾乎也是要被剔了出來，就是在筆試的測驗，也老是不是名落孫山，就是險險地過關。不過我有一個信心：任何學校和訓練機構，不怕考不取，只怕不去考；只愁進不去，不愁不畢業。鍥而不捨地努力，一定會達成願望，程度不夠不要緊，加倍努力就趕上。這是我的信念，從進佛學院到各項的訓練班學校，乃至到了一九六九年進入日本東京立正大學碩士班，也都是抱著這樣的信心所達成的目標。
　　
　　二、從戎不投筆
　　
　　根據《後漢書‧班超傳》：班超因為家貧，常為政府抄寫文書，以供生活所需，日積月累，頗感勞苦與厭倦，所以投筆而嘆：「大丈夫無他智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人因以這個典故，就把棄文就武，稱為「投筆從戎」。其實，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武將，都兼具卓越的文才，所謂「允文允武」、「智勇雙全」的儒將，上馬殺賊，下馬賦詩，出朝為將，入朝為相。可見從戎未必需要投筆。
　　
　　我是和尚，當然不是武人，既然側身軍伍，那就算是軍人。可是我隨時都在準備著回復僧籍、恢復僧相，從大陸隨軍赴臺之際，所帶的書籍之中，多半是佛典，另外是文學、哲學的書籍，其中還有一本厚厚的日記簿，每天就是再忙，還是會看幾頁書，寫幾行字，特別是每逢星期和假日，以及由於風雨而無法到戶外出操之時，軍中的同事們，不是呼呼大睡，就是到福利社、小飯館，或者是小戲院等場所去消遣，以調劑軍中緊張、平淡而又枯燥的營房生活。甚至有一些軍官還勉勵士兵說：「睡眠重於營養。」假日最好痛痛快快地睡覺，既省事又省錢，尤其能夠減少外出的機會，等於保障士兵和軍隊的安全。而我應該是長官們最喜歡的一種人，利用空閒啃書本，除了在集訓期間、操課時段，不許有個人的時間之外，平常還是有不少的空閒可以讓我來支配，所以讀了很多書。特別是在部隊駐防時，屬於個人的時間更多，乃至於到了吹過熄燈號之後，我還可以從廚房的伙夫同志討一些花生油，盛在墨水瓶裡，在瓶蓋上鑽個洞，用破布條當燈芯，找一個不會妨礙他人睡覺的角落，點著看書。這樣的行動，雖然不受軍隊的團體紀律所容許，卻也能夠受到多半長官的掩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沒看見，也就算了。
　　
　　一九五○年的六月，我被從軍部的通信隊，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到三三九師的一○一六團團部所在地，臺北金山鄉的海邊，而在金山、石門、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一九五二年十月，由於部隊整編，我被調到臺北圓山忠烈祠，那是第六軍司令部的所在地。一九五三年六月，調到了桃園縣的楊梅鎮，同年的十二月就考取了在宜蘭員山的聯勤通信兵學校。一九五四年六月，隨著部隊的編調，我到了高雄縣鳳山鎮五塊厝的建軍營房，那是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好不容易從一九四九年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已經從上等兵、上士，而升到了准尉軍官，算是我從軍過程中的一個大轉變。如果我不是和尚出身，而是正式的高中生，或者是身體再健康一些，經過五年時間，該已經是陸軍官校畢業，至少也是少尉和中尉的階級，升得快的已經是上尉了。
　　
　　在這五年之中，我也讀了不少的書，主要是一些中國舊文學，及西洋翻譯文學的作品，也看了不少當時能夠借到的哲學、政治、法律以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概論性的書籍。有的是從舊書攤上買的，有的是從各縣市的圖書館借的，有的是從用卡車載著到各鄉鎮乃至於海邊讓人借閱的巡迴圖書館借的。那是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等借書，其中有的是由他們的圖書巡迴車，有的是到他們的圖書館去借閱。這使得我充實了不少一般國民的通識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常識。
　　
　　這一階段，我已經沒有佛經可讀。我所到過的臺灣本省寺院並不多，像圓山、內湖等幾個寺院，所見的僧尼，幾乎都沒有讀過什麼書，也沒有年輕的人，除了幾本破舊的課誦本及懺本，根本不見有其他的佛經和佛書，當然更談不上有《大藏經》了。後來，到了鳳山佛教蓮社，讓我見到一本《楞嚴經》，而能借我一個星期，我已經如獲至寶。因為那裡只有一冊，他們不能以此相贈。臺灣之有經典流通，是在一九五二年之後，由錢召如居士等成立了臺灣印經處，以及張少齊居士等經營覺世圖書公司。但是，他們經費有限，原典的佛經不多，要看佛書的人也少，所以流通和發行的數量極少。正好讓我有了這麼幾年的空檔，讀到了一些佛教以外的書籍。
　　
　　軍中青年用功讀書，都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準備考軍官學校或者是高普考及特種人員檢定考試等。因為我的體格既不夠投考軍官學校，也無意要在退伍之後做公務人員，所以閱讀的書籍似乎漫無目的。甚至於在金山鄉駐防的那一個階段，我們連上的一位官員，特別注意我的思想，並且認為我有問題，被叫去談了好幾次話。尤其，在那個年代，軍中如火如荼地，不知是誰發起了「刺青效忠運動」，有的人模仿岳飛在背上刺了四個大字「精忠報國」，有的在胸部，刺上青天白日中國國民黨黨徽，有的在兩條手臂刺上「三民主義萬歲」、「蔣總統萬歲」，那官員問我：「要刺什麼字？」我的回答是：「報國衛民，忠誠不二，心最要緊，何須刺字！」結果他說：「我看你是什麼人派來的吧！你說你是和尚，恐怕是一種身分的掩護。」在那時代，這是一頂非常可怕的帽子。
　　
　　第二天，在我上課時，他去查了我的書籍和筆記本，發現我抄了一首唐朝的大詩人王翰所寫的〈涼州詞〉，那是一首七言的絕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因為這是厭戰的詩，跟李華的〈弔古戰場文〉同類性質，所以更加地使他懷疑。其實，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那一個階段，我讀的文學作品很多，他應該仔細地看一看我那本筆記簿裡所抄的，還有很多唐、宋、五代的詩詞，乃至於元人的曲。我是拿來欣賞和背誦的，並沒有想到跟反戰、厭戰的問題連在一起。
　　
　　好在這位官員來到連上不久，他未敢驟下斷論，所以去問了連上其他長官及老同志。當然，我在連上已經相處一年了，特別是我們無線電排的排長，他是一位西南聯大電機系畢業的行伍軍官，我們經常接觸談天，他沒有把我當成部下而是把我當成年輕的弟弟來看，尤其知道我是位和尚特別地愛護。所以這一場幾乎要我老命的風波，就算不了了之。但我也因為這一筆記錄，一直過了好多年，再也無人敢於介紹我加入國民黨為黨員了。這也可以說，那是我們當時所處時代社會的一種悲劇。
　　
　　我在軍中，收穫最大的是把我的一枝筆鍛鍊了出來，在上海讀佛學院的時代，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嘉獎，每次壁報必定有我的文章，在我們同學所編輯發行的一份月刊《學僧天地》上，我也發表過幾篇文章，並已養成了日常寫日記、看書做筆記的習慣。到了軍中，曾有一個階段，部隊的長官規定每人每天都要寫日記，一方面讓大家有機會發洩自己，同時也可以把意見從日記上向長官反應。最大的作用，能夠從日記上日積月累地發現士兵的思想，也是一種防諜的措施。我就用日記來每天發表自己的謬論。因此，不管是部隊也好，訓練機構也好，凡是要出壁報，長官都會挑選我為主編，擔任選稿、改稿、撰稿和編排的工作。我的毛筆字寫得很差，可是每次編輯壁報時，總是徵召我去披掛上陣。
　　
　　在駐防金山海邊一帶的時候，閱讀文學作品，同時也學著寫作短篇小說、散文和新詩，常常向我們第六軍軍部的一份小報叫作《雄獅》的副刊投稿，從特約記者而成為特約撰稿員，連續做了兩年多，並且向社會的文藝刊物像《當代青年》等投稿。每一個月所得的稿費，往往要超過一個上士的薪餉，所以常常被同事和長官找去做「大頭」。事實上，我的錢還是不夠用，因為需要買書。雖然當時我的文字並沒有成熟，也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思想，只是把自己能看到的、想到的、能夠鼓勵自己的、安慰他人的事，用真誠的心和樸實的筆，表達出來，奉獻給讀者。我也常常遇到思想上的瓶頸，和現實生活中的無奈。但是，當我看書和寫作的時候，就能為我化解了現實的迷悶，展現了內心的光明。
　　
　　我在一九五三年，報名參加了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的是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友培等六、七位當代有名的文藝作家。因此，我拼命寫小說，短篇、中篇、長篇我都寫。當然我的人生經歷和學識的修養以及對於現實的觀察，都不夠深入，對於小說的寫作技巧也沒有練成，寫出來的中篇和長篇，尚未向雜誌、報刊投稿，便送去文藝獎的評審會希望得獎，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了。被退回的那些作品，我對它們再也沒有信心，就給予付之一炬。到現在為止，我只留下曾經被刊於《文壇》雜誌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事，後來被收於佛教文化服務處為我出版的文集《佛教文化與文學》。當時的《文壇》雜誌，是由穆中南先生主編，他的水準相當不錯，跟他時代相前後的《野風》、《拾穗》、《暢流》等，都是差不多水準的文藝刊物。當時我也寫了很多的新詩，在不定期的新詩刊物以及幾家文藝刊物，用了很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幾十首新詩。到現在，卻一首也不見了。
　　
　　到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因為我佛學院的一位同學，見我發瘋似地寫新詩、寫小說、寫散文，而卻得不到獎，成不了名，所以勸我改寫理論性的文章。他當時對於國際時事及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非常熱中，所以勸我來分析國際時事，或者專寫政論的文章。這使我靈機一動，我也可以試著寫哲學和宗教的文章了。正好我的直接上司，一位無線電臺的臺長，是虔誠的基督徒，雖然知道我是和尚，還是送了我一部《新舊約聖經》。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很仔細地把它讀完，而且也做了不少的筆記。到了同年夏秋之際，讓我看到了一本基督徒批評佛教的書，那是因為有一位煮雲法師寫了一冊《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引起香港的一位牧師，為了駁斥這一本書，他寫了一本小書。當我看了之後，覺得我也可以寫另外一本小書，把基督教牧師的理論駁斥回去。那本小書的內容有多少價值，觀點是否公正，不去管它，至少我已經能夠一口氣寫出了一篇長達四萬多字辯論式的文章。
　　
　　這使我在當年秋季被調到國防部，駐到新店之後，就開始閱讀了一套《胡適文存》，以及羅素的《西洋哲學史》中譯本，並且讀了香港王道先生主編的《人生》雜誌，這些都是富於思想性和觀念性的作品。因此，我也開始為香港的《人生》及臺灣的幾家佛教刊物如《海潮音》、《佛教青年》、《今日佛教》、《人生》等撰寫論述和思想性的稿件。
　　
　　我每投一篇稿子，都能受到主編的讚賞和鼓勵。所談的問題分成兩類：1.是探討人生的問題，指出人生的缺陷、寂寞、蒼涼、痛苦，而提倡努力、昇華、超脫、安頓，並且相信定有一個美麗的未來境界，要我們人類共同去開創。這些文章，已經蒐集在佛教文化服務處為我出版的《佛教人生與宗教》那一本文集中。2.是探討宗教和文學的問題，曾經為了探討胡適先生的宗教思想而寫過兩篇文章。同時，因為讀胡適先生的《白話文學史》，發現其中有關於佛經體裁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連續地在第九章、第十章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使我得到很多的啟發，便提筆寫了一篇〈文學與佛教文學〉投刊於《佛教青年》，運用我當時所具備的一點關於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常識，調和著我對佛教的粗淺認識，主張佛教徒應該多尊重文學的作品，而且要寫文學性的作品；作者要講究技巧，透過文學的筆觸，能夠明白如畫地表現出佛經的理念，應該寫出悲心主義的文學作品，同時呼籲讀者們重視文學作品，而不要把它當成雕蟲小技來看。那時我主張：「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採納西洋人的特長，表達大悲佛陀的理想。」這也正是我當時讀書做學問的三個系統的匯合為一，那就是佛教的、中國的、西洋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後，得到當時佛教界的兩位文藝作家，分別撰文向我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也接受了這一場挑戰，而連續又寫了兩篇的文章：〈再談文學與佛教文學〉、〈三談文學與佛教文學〉。真所謂好漢不打不相識，最後這兩位都成了知己的筆友，那就是張曼濤先生及無念居士程觀心。
　　
　　不論這三篇文字，所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已經成熟，我當時要提倡佛教文學，重視佛教文學的用心，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後悔。也可以說，因為我自修過文學的著作和摸索過文藝的寫作，所以我能夠體會到要寫一篇文章，必須先要考慮到讀者是誰？他們是不是需要？能不能夠看懂？願不願意看我的文章？至少，要讓讀者讀我的文章不覺得是一種負擔、壓力，並且還能夠得到若干心靈的啟發和知識上的消息。否則的話，不論是存了多好心來寫文章，都是對於讀者們的一種虐待。我有了這一點心得，所以就不斷地有空就寫，一直寫到現在。
　　
　　三、學佛與佛學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的工作單位改到了臺北，那是因為考取了國防部的一個情報偵收單位，從事於無線電通信情報的偵收工作。那時候，雖然跟大陸隔著臺灣海峽，但是，每天都面對著大陸的無線電通信人員，連他們的性別、姓名，甚至年齡都清楚。雖然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存在，或者是已經知道，可是不知道我們究竟是誰。這種工作，完全是看個人的勤惰而向上級提供成績。我還算是一個相當盡職的工作人員，所以也得到了幾次獎勵。
　　
　　只是，這種工作必須是二十四小時，所以採用三班制：白天班、小夜班、大夜班。白天班是正常的工作時間，小夜班相當於一般公司行號的加班到晚上十二點，大夜班則由午夜十二點到早上八點。最難熬的是大夜班。特別對於我來講，每逢大夜班，第二天白天也是睡不著，正好用來看書、打坐、念佛。
　　
　　這時候，可以到手的佛書已漸漸地多了，有的是從香港輸入，有的是在臺灣翻版，像大部的《華嚴經》、《大般涅槃經》、《法華經》、《金剛經》的註解，還有，當時的印順法師正在擔任臺北善導寺的住持，他的學生演培法師，在新竹福嚴精舍任教，我於假日去善導寺，偶爾會見到他們，而演培法師知道我喜歡看書，就蒐集了印順法師所有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和譯著，贈送給我，這使我既有時間，又有書本可讀了。
　　
　　作為一個佛教徒，本來就應該學佛與佛學不可分割，依據佛學的義理和方法，作為修學佛道的指標和依歸。如果僅僅研究佛學，那是一般的學者，可以用來作為著書立說、上課、演講的資料，甚至於作為謀取生活所需的工具，對於歷史文化的探討和介紹是有貢獻的，而對於他們自己的精神生活，乃至於人格的影響，品格的昇華，並沒有太多的作用。因此，這樣的人，被佛經裡形容成為「說食數寶」，也就是光唸菜單而不享用，代人計算財寶，不屬自己所有，皆無實益可言。
　　
　　然而，一般的大眾，信仰佛教，並且也會念佛、吃素、打坐、誦經、拜懺，可是並不在意佛法義理所在，不懂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世間法、出世間法、入世、出世，乃至佛法和外道等的異同之處。從外表看，他們的確是佛教徒，當跟他們對談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和附佛法的外道，或者是民間信仰的神、道教並無兩樣，真是非常可惜的事！
　　
　　正因為如此，自古以來的高僧大德都主張行、解並重，如鳥兩翼，如車兩輪。解而不行故無益，行而不解是盲從。基於這樣的理念，我當然是主張知行一致。因此，當時我對王陽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哲學非常地贊同。雖然當時的全國上下都在以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來勉勵每一個人，我也能夠接受。若從「即知即行」、「即行即知」、「行解相應」的觀點來談，學佛與佛學是絕對地正確的。若要求大家「徹知徹悟」而後行，那就錯了，因為凡夫都是「後知後覺」者，所以孔子說：「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對的。中山先生在他的《孫文學說》裡，對這個問題舉了很多例子，直到現在，我對於沒有信佛教的人也是這樣的鼓勵，不需要精通佛教義理之後才開始信佛、學佛，應該開始了信佛、學佛之後，同時要增進對於佛法的理解。許多人，希望在瞭解佛法之後，要待能夠持戒清淨，才來成為佛教徒，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永遠沒有成為佛教徒的機會了。
　　
　　在一九五七年開始，臺北佛教界的幾本刊物的負責人，知道我會寫文章，而且是在臺港幾家文學及哲學性的刊物投稿，也知道我寫了一本有關基督教與佛教的小書，所以紛紛向我約稿。我也正在希望把當時看到、想到、接觸到的若干佛學理論和佛教現狀的問題，寫出來分享給我們這個社會的讀者大眾。也可以說，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要把正確的佛法和艱澀難懂的佛經佛理，用人人都能接受、看懂的文字表達出來，提供給需要佛法的大眾。所以，能有幾個刊物，提供我發表的園地，真要感謝他們！縱然，這些刊物雖有定價，但是賣不了錢，對於作者也就不會提供稿酬。然而，對我來講，金錢不是問題，只要有人能夠看我的文章而接受佛法，我就感到滿足了。當時我用了幾個不同的筆名，其中以「醒世將軍」用得較多，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五十歲以上的佛教徒，就是因為當時看了「醒世將軍」的文章而信佛、學佛的。可是，他們多半已經不知道那究竟是誰了。
　　
　　近世以來，從佛教徒本身的表現看也好，從學者們對於佛教的認識和價值的評斷來看也好，可以用幾個名詞來說明：迷信、消極、不生產、分利分子。其實，釋迦牟尼佛所創的佛教，並不是這個樣子，出家僧團中的僧人，每天都有他們該做而須做的事，那叫作精進的修行，而且也不脫離人群。例如釋迦牟尼佛制定比丘必須向人間托鉢，藉此機會將佛法的理念和精神以及佛教徒的生活軌範、五戒、十善，傳擴到人間去，所以稱他們為遊化人間的「人間比丘」。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向一位農夫托鉢乞食，那位農夫請問佛陀釋迦牟尼：「我們種田，所以有食物吃，你不種田怎麼也要吃？」佛陀的回答是：「你種田，我們沙門比丘也種田，你是種山野的泥田，我們是種廣大眾生的心田。」農夫聽了，非常歡喜。而傳到中國的佛教，因為社會的風俗輕視乞丐的行為，所以比丘只有在寺院的山林裡自耕自食，就像唐代的百丈禪師當時所說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也沒有不事生產。
　　
　　然而，到了近世以來，大的寺院靠山林和農地的租收維持，小的鄉村和城市的寺院，就靠香火、經懺和信徒的應酬交際來維持。他們未必沒有課誦或禪修，但和整個廣大社會的群眾脫節卻係事實。也由於這樣的原因，寺院的經營，既不是為了教化社會，對法的弘揚也就顯得並不重要，既然不需要弘揚佛法，也就沒有人來培養弘法的人才和感到弘法人才的需要，以至於佛教給人的印象和看法，就變成了逃避現實，與世無益，甚至迷信有害，而應加以廢止和淘汰的宗教。
　　
　　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代的楊文會仁山居士，要提倡刻印佛經、流通佛書，並且成立學院，培育僧俗的弘法人才了。他的學生太虛，起而提倡「人生佛教」；太虛的學生印順，繼而主張「人間佛教」；我的師父東初老人，則辦《人生》月刊；而我自己在臺灣創立「法鼓山」，目的是在「建設人間淨土」。這都是為了挽救佛教慧命於倒懸的措施，也是回歸佛陀釋迦牟尼本懷的運動。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之間，我針對著這些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就是為了釐清這些問題。例如寺院以經懺佛事作為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便使得僧眾以念經、拜懺、念佛的修行當作謀利的工具，而失去了修行的意義；信徒們跟寺院來往，要求代為誦經拜懺，並議價計酬，一卷經多少錢，一部懺多少錢，兩個小時多少錢，一天多少錢，便使得三寶之一的僧寶，失去了值得敬重的尊嚴和地位，而把他們當作木工、裁縫、廚師等等的僱傭同等看待，所以不稱「師父」而叫「師傅」了。可是，幾百年來，佛教中還是依靠經懺而苟延殘喘地維繫了下來，也有它不可磨滅的功用。為此，我便寫了一篇〈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的萬言長文，我的結語是：「佛事總是要做的。不過，理想的佛事，絕不是買賣。應該是修持方法的實踐指導與請求指導，因為僧眾的責任，是在積極的化導，不是消極地以經懺謀生。」
　　
　　「各道場盡可能皆以弘法為要務，盡可能都以信施（不是買賣）來維持。不得已而非做『經懺』不可者，則佛事是齋主與僧眾雙方的修持，凡做佛事，僧眾固該如理如法，虔敬以赴，齋主閤家也該跟隨僧眾參加禮誦，以其超薦先亡的機會，共浴佛教的甘露法味。最低限度，也得於佛事之中，增加一個向齋主說明佛教及佛事大意的節目。唯有如此，庶幾不將僧眾當作計時賞酬的工人同等看待，庶幾不失佛事之為佛事的莊嚴。」
　　
　　另外，認為佛教消極，對社會沒有貢獻這種形象，我也屢次提出了說明，例如：
　　
　　我在〈人心的安頓和自性的超脫〉那篇文章裡邊說到：「一般的學者，往往攻擊佛教的自私和遁世，說佛教主張涅槃寂靜，主張超出三界，而不將自己貢獻出來，美化這個現實的人類社會……。粗看起來，佛教講求個人自性的解脫和昇華，好像是自私的；事實上，這一自私的終點，正是慈悲精神的圓滿表現，自私是為個人的超脫，但若要求獲得個人的超脫，又非以慈悲救世的心量和行為來換取不可。」
　　
　　又在〈理想的社會〉那篇文章裡曾提到：「世間淺見人士，都以為佛教的人生過於消極，因為學佛的最後目的是在超脫三界，離開這個世界，而不是來努力於這個世界的建設。事實上，離開這個世界是學佛的目的，建設這個世界才是學佛的手段。」
　　
　　「佛教的教化，是使得人人各安本分，不但『諸惡莫作』，而且『眾善奉行』，凡是有害於一切眾生的事情，佛教徒不會去做，凡是有益於大眾福利的，佛教徒則『從善如流』。」
　　
　　正由於我有這樣的想法，故對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主張，相當認同，對印順法師《佛在人間》那一本書，也很讚歎。佛教，應該是落實在人間社會，然後逐級提昇，而到達佛的果位。斷不能否定或者忽略了它的人間性而空談菩薩與佛的境界。
　　
　　在這時代以前的中國佛教，大概是從宋末至清末民初的階段，僅有少數的學者們研究高深的佛理，卻忽略了人間的實用性。普遍地，佛教徒們無從理解佛法的實用性及合理性，僅落於形式的、軀殼的信仰，那就是因為學佛與佛學不能兼顧並重，而產生了嚴重的流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