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遊歷和寫作
　　
　　一、雪地留腳印
　　
　　我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但是，我曾看過幾部好日記，不僅看到作者的生活，也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人格。通過他們的觀察、體驗和文字的技巧，能夠讓讀者進入作者的心靈世界，也可分享他們的生活情趣，既能讓你獲得知識，也能啟發你的智慧。跟著日記的筆觸，與作者一同回憶過去，努力現在，寄望未來。那樣的日記，就是一種生命的呈現，有血有肉，也帶著熱淚，有苦有樂，也帶著歡笑。可是這種作品並不多見。
　　
　　我是何許人也，自知是個沒有文學基礎的人，也不是很有思想的人，更不是像許多的文藝作家那樣，富有奔放的感情。所以也不會寫出很好的日記。
　　
　　可是，自從到日本留學開始，我每天仍寫日記，只是僅僅簡短的幾行，比每天的生活流水帳還要簡單。
　　
　　像那樣備忘式的日記，如果沒有打算要寫回憶錄，便是沒有用處的，因此我也沒有太重視它們，經過幾番的搬運、遷移，多半已不見了它們的芳跡。
　　
　　可是，我寫日記的習慣，還是繼續地保持了下來，我把這樣的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行走時，一步一腳印，步步分明，走過之後不久，腳印便被繼續飄落的雪花淹沒；否則到了融雪之後，腳印也不會存在。
　　
　　可是，倘若覺得我的腳印，能對他人縱然是暫時有益，我也會盡量地把它們寫成文章向人報導，比如我在日本求學時代，留下了二十來篇報導性的文章；到了美國之後，凡是參加對外的活動以及初次經歷的訪問活動，多半也會寫成文章向臺灣的刊物報導。類似的作品，我也是叫它雪地的腳印，因為在漫天風雪的景況下，在野外留下的腳印，注意到它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大風雪中還能在野外向前邁進的人，絕不是要讓人家知道自己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只要自己知道，為了既定的目標，必須冒雪趕路就好。
　　
　　我寫報導文章及遊記，多半也是以每天的簡短日記為基礎。我在寫作的出發點上，只希望把自己所知的，也告訴人，而在實質上，寫過之後，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若對經歷過的事、見過的人、看過的書、處身過的環境，不把它們寫成文章，便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會成為真正的經驗。所以只要時間許可，而且值得動筆來寫的話，我就在事後把它們寫成成篇的文章，乃至於成本的書，給自己做參考，向讀者做報導。特別是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到一九九二年的現在為止，我已經出版了五冊散文體裁的遊記。
　　
　　二、闊別三十九年的故鄉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闊別了三十九年之久的出生地中國大陸，當時，我並沒有準備為此寫任何文章，可是在訪問十九天之後，回到僑居地的紐約之時，對於那一段的訪問過程，久久縈繞腦際，總是揮之不去，所以執筆為文。本來只想寫幾千字，略抒胸中塊壘，想不到開始寫作之後，竟然欲罷不能，在數日之間成稿盈篋，而完成了一本書，於當年的十月，交給我們自己的東初出版社發行，名為《法源血源》。
　　
　　那本書，是從收到故鄉俗家姪兒寄來的家書開始寫起，然後沿著我回鄉的路線寫下去，我從臺灣經香港到北京，然後遊歷長城、定陵、北京的法源寺、佛牙塔、雍和宮。然後到洛陽，訪問龍門的石窟以及白馬寺、少林寺，然後到西安，訪問了興教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
　　
　　接著，從西安飛到上海，才見到了我俗家的親人：三位老哥、一位老姊夫、大批的姪兒女和姪孫兒女。同時，重遊我曾讀過書的靜安寺以及熟悉的玉佛寺與龍華寺。然後乘長江輪，回到南通的狼山，憑弔我往年出家的道場。
　　
　　就在附近，也去探望了我大姊的墓，然後才回到我童年時代的老家，長江南岸的常陰沙，在我父母以及祖父母的墓前，焚香、點燭、誦經、祈福，最後訪問了鎮江的金山江天寺，和先師東老人接法的道場焦山定慧寺。
　　
　　在我訪問的過程中，以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僧，卻在沿途，常常觸景傷情，流了許多的眼淚，有的是往內流，有的是往外流，有的地方還是欲哭無淚。因我所到之處，是我國佛教的法脈源流，也是我生身的俗家的親人的血源所在。佛教從印度到了中國，經過兩千年的流傳，真可謂源遠流長。這一次我去大陸所到的白馬寺，是漢朝留下來的佛教遺跡，所謂白馬馱經的故事發生在漢明帝的時代。少林寺的歷史，是始於梁武帝時的菩提達摩面壁九年，已經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興教寺是唐玄奘三藏的埋骨之處。大興善寺是唐玄宗時代，從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所謂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三位三藏法師的根據地。大慈恩寺是玄奘三藏翻譯佛經的譯經院所在。
　　
　　可是，當我去訪問之時，僅見幾位年邁的老僧，在照顧著庭園門戶，他們是在為觀光的旅客服務。這些老僧，在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間，都已被迫還俗，到了一九八○年之後，才又漸漸地被找回寺院。他們生活得非常艱苦，也沒有弘揚佛法的自由，縱然有少數的青年出家，卻又很少能夠受到應受的教育。漢、魏、兩晉、南北朝，乃至盛唐時代的佛教面貌，在今日的中國大陸當然看不到，就是神佛混雜民間信仰的佛教，也不普遍。
　　
　　我每到一處，都發現寺院分成兩個部分：1.供給遊覽觀光的園林部分，2.提供進香者拜佛的部分。其實，據他們自己說，今日到寺院參觀的群眾之中，燒香拜佛的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至於我俗家的親人，見面時雖然非常地熱絡，而且特別是幾位老哥，無不是老淚縱橫，涕泗滂沱，但是經過那麼多年的闊別，他們的生活和價值觀念，跟我無異是南轅北轍，距離相當遙遠；我能夠體會他們的心聲，他們則無法瞭解我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和說些什麼。他們只能夠接受我在物質上的一些慰問，卻很難認同我信仰上的支援。
　　
　　我跟幾位老哥共處了三天，其中只有二哥一人，被我說動而開始念佛看經。在他們的印象中，我還是他們那個未出家以前的幼弟，其實我早已不是那一個人，他們也已經飽經滄桑幾世為人，可惜他們卻沒有那樣的感受和認識。
　　
　　當然，當我和他們同在父母的墳前祭祀之際，我們這一個家族的氣氛，都是那樣的凝聚和肅穆，大家聽著我誦經念佛，他們老壯少的三代，計四、五十個人，都在鴉雀無聲地傾聽，看到我在誦完經後，默默地站在墓前流淚，他們也陪著我輕聲地飲泣。在這樣的場面，又使我感到，我的俗家親人，畢竟還是親人。
　　
　　因此，到了最後，他們把我送到上海機場，要和他們分別之時，我就有一種生離死別而把我送過了陰陽界的感受。其中一位姪兒，是我三哥的長男，經過幾天的陪伴，已經把他對我的稱呼，從最初叫我「爺叔」（上海話的叔叔），而學會了稱呼我「聖嚴師父」了，這已使我感到不虛此行。故我把那一本遊記，寫到最後，就留下了這樣的幾句話：「這次大陸探親之行，與其說是『歸根』，毋寧說是回到了我血緣的源頭及法緣的源頭，做一次巡禮式的尋根訪問。如果說我和我的俗家親人都是鳥，我能遠走高飛，他們卻不能，我不忍說他們是一群關在籠中的鳥，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隻籠外的鳥，再怎麼高飛也無法飛離這個地球世界。」
　　
　　在那一本書出版後，相當受人歡迎，因為它是既富於感性也富於知性，應該是一本感性與知性交融調和的遊記。到了第二年，一九八九年，還被推薦為嘉新文藝散文項目的候選作品之一。雖然沒有得獎，能夠列入候選，也表示已經受到文藝界的矚目。
　　
　　三、我的西遊記
　　
　　我在少年時代，閱讀吳承恩的《西遊記》，知道唐僧往西天取經，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縱然有一位能夠七十二變的猴王弟子齊天大聖，隨身護法，還不免災難連連。當時的我，既同情玄奘三藏的連番遇難，又喜歡孫悟空救難的精彩情節。看完八十一難，還希望有第八十二難，繼續讓我看下去。
　　
　　在我年齡稍長之時，閱讀唐玄奘三藏所寫的《大唐西域記》，就覺得沒有《西遊記》那麼精彩了。不過他所記載的西域國土、民風、宗教、文化、地理環境，尤其對於當時佛教教團的分布以及弘化修學的活動，印象相當深刻。雖然那麼多的地名、人名、物名，都是用的音譯，對我來講，非常陌生，我還是把它耐心的讀完。
　　
　　到了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我自己也去了一趟印度，那就是當年玄奘三藏所遊的西域。不過玄奘西遊印度諸國，歷盡遊途艱險，費時十四個年頭，而我這趟，若不乘飛機，即是坐巴士，僅僅花了十五天，所以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跟玄奘三藏的西遊，相提並論。
　　
　　這一次西遊印度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朝聖，因為在那一年的年初，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開始了一個較大的計畫，在臺北縣金山鄉，購得了一片山坡地，準備開發成為一個包括教育、文化、修行等多功能的世界佛教園區，因此而成立了「護法會」，來推動籌募建設的經費，並且群策群力，宣揚建設這個道場的理念。
　　
　　由於佛教發源於印度，而今日佛教乃至於明日的佛教，應該抖落迷信、消極和逃避現實的色彩，回歸到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以他的智慧和慈悲，努力地淨化我們這個憂患人間的本懷。所以把重要的僧俗幹部們，組成了一共八十人的「印度及尼泊爾朝聖團」，巡禮釋迦牟尼佛時代留下的遺跡，用以鼓勵和激發我們這一個團體成員的求法、修法、護法、弘法之心。
　　
　　當我結束朝聖之行，回到美國之後，又想到了《西遊記》和《大唐西域記》曾給我心靈的安慰、知識的啟發、信心的鼓勵，就告訴自己：「這一趟雖然只有十五天的行程，也應該把它寫下來，給自己和全體團員們溫習信念，留下回憶。」結果，寫成一書出版，名為《佛國之旅》。
　　
　　因為今日的尼泊爾，也是當年西域的一部分，釋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即位於現在尼泊爾的境內，而且是夾處於西藏及印度兩個地區的緊鄰。西藏佛教有的是從印度通過尼泊爾輸入，目前藏傳的佛教，還有一部分在尼泊爾境內，滋生繁衍。我們訪問印度的路線，也以經過尼泊爾進入印度比較便利，所以我們這個朝聖團的第一站，就是尼泊爾的首都迦德滿都。在那兒逗留了三天，順便訪問了當地的佛教遺跡和西藏系的喇嘛寺院。然後飛出尼泊爾盆地，進入印度，先到當年玄奘三藏曾經讀過書、教過書、主持過辯論大會的那爛陀寺遺跡所在，接著訪問了佛陀時代的名都「王舍城」，及其附近的「迦蘭陀竹園」，然後是釋迦牟尼佛宣說《法華經》的聖地「靈鷲山」，接著訪問釋迦牟尼成道處的「佛陀伽耶」大塔和佛陀在那兒成道的菩提樹，然後訪問了「婆羅奈斯」附近的佛陀涅槃場及其火化的遺跡。同時也欣賞到了難得一見的恆河日出的美景。接著訪問佛陀成道後初轉法輪並度五位比丘的「鹿野苑」遺址及其博物館，跟著又折回尼泊爾，訪問了佛陀的出生地──藍毘尼園，再從尼泊爾進入印度，訪問了佛陀時代另一個著名的精舍寺院──祇樹給孤獨園。
　　
　　朝聖的行程結束，為了要搭飛機，直飛美國及香港，所以到了現在印度政府所在地的新德里，並且參觀了周邊幾個回教王朝時代留下來的古堡及有名的建築物。
　　
　　我在這個行程中，既感恩，也感傷，同時感奮。因為能有佛陀出世，才有正法的傳流，使得歷代以來無數的眾生，得到心靈的安慰、生活的以及信仰的依歸，我們豈能不感恩？所以，在佛陀成道處的伽耶大塔之旁，豎有一根石柱，紀念佛陀因梵王請法而說法，我於那兒拜下之後，便感激得久久站不起來。
　　
　　當我見到竹園、祇園、靈鷲山、鹿野苑等，當年佛陀說法度眾之處，現在，卻是一片荒蕪，連殘垣頹壁，都沒有見到，只有象徵性地在地面鋪了一些紅磚，算是當年建築物的基腳之外，什麼也沒有。同時在新德里附近，見到幾處回教王朝的寺院建築材料，聽說是從十多個佛教寺院拆卸而來；尤其見到許多被回教徒的軍隊砍了鼻子，挖了眼，割了耳，剁了手的石雕佛像，心中豈能不感到淒涼和悲傷，就是因為佛教徒本身人才的缺乏，加上回教由北方入侵印度，而使得佛教於十四、十五世紀之後就在印度滅亡，而且是徹底的滅亡。
　　
　　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元一九四五年）之後，從尼赫魯先生擔任了印度總理，他本人雖然是印度教徒，卻能指示政府撥出專款，發掘並整理印度境內各處佛教的遺跡，成立佛教歷史遺物的博物館，因此而使得散布於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們，興起了去印度朝禮佛陀聖跡的熱潮。特別是日本、錫蘭、緬甸、泰國，以及西藏系的佛教徒們，常常結成一團一團地前往印度，做八大佛教聖地的巡禮。我們中國人，在那八大聖地也都有了寺院，雖然大陸去的人很少，臺灣和東南亞的華僑，朝聖的人數和次數也不能算多，而印度國內已經又恢復了佛教的活動，有了佛教徒的存在，則為事實。因此喚起了世界佛教徒們的共識：我們應該回到佛陀時代的佛教面貌才好。所以應該值得我們感奮！
　　
　　佛教，經過兩千五百多年的流傳，就像一株老藤，雖然它的老根已經被人鏟除，但是它的支蔓，還是四處繁衍，甚至在支脈的彼此之間，由於分道揚鑣，而互不相識，視同陌路。如今幸而還有一個佛教的發源地──印度的佛陀遺跡，可以讓各支各派的佛教徒們，溯源尋根。這正好可給全世界的佛教徒們，取得共識，回歸佛教的原點，然後統一彼此的理念，協調發展的腳步，邁向佛教整體化的明天。這也正是今天世界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共同願望。
　　
　　我們這一次朝聖，因為每到一處，我都會事前，或者在當下，乃至事後，向隨行的團員們介紹說明，例如：佛陀在這個地方發生過什麼樣的事，說過什麼樣的話，讓我們得到什麼樣的啟示。這要比我在國內的講堂上，講經說法更有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因為我們所見的景色，所走的地面，都可能是當時佛經裡所描寫的，也都可能是當時佛陀和羅漢弟子們的生活環境和走過的地面。我們走在那些地方，等於是踏著佛陀的腳步，向菩薩之道及成佛之道邁進。
　　
　　因此，所到之處幾乎都有許多的人感動得痛哭流涕，特別是佛陀成道的伽耶地方，距離他初轉法輪度五比丘的鹿野苑，要經過幾百公里的徒步跋涉，只是為了要度五個人。然後，經過四十九年，勤苦攝化，遍遊諸國，直到將要入滅之際，又從南方毘舍離的大林精舍，向北方的拘尸那羅城，徒步遊化，一程又一程，經過每一個村落，都停下腳來，利用息腳的時間，向沿途村民說法。到了拘尸那羅城外的峯羅樹林，已經非常疲累，還要為眾說法。最後於臨欲涅槃時，尚有一個老婆羅門須跋陀羅，是位聰明多智的五通仙人，壽高一百二十，趕來請佛開示，使他立證阿羅漢果，那就是佛陀最後的弟子。到此為止，佛陀才閉上眼睛，進入無餘涅槃，他的色身才向我們這個人間告別。我們朝聖團的許多團員，每於一處聽完我的說明，都會默然飲泣。
　　
　　這一趟印度的朝聖之行，成效要比我在臺灣做兩年的弘法演講，還更有用。使得大家獲得了我們要建設法鼓山的信念。嗣後我們也有了如下的四條共識：
　　
　　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精神：「奉獻我們自己，成就社會大眾。」
　　
　　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
　　
　　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四、我是開鑛工人
　　
　　從佛法的角度看，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寶藏，每一個人的智慧福德，都與諸佛相同，無欠無缺。只是已經開發了寶藏的人，稱為諸佛，尚未開發寶藏的人，稱為眾生。所以《寶性論》要用「真金在鑛」和「地藏珍寶」，來勉勵我們不可以小視自己而自暴自棄，應該積極的努力來開採各自本來擁有而被埋藏起來的寶藏。
　　
　　《法華經》形容佛陀說法，叫作「開示」。也就是幫助眾生開迷悶的煩惱羅網，展示每一個眾生本有的寶藏，那就叫作「示佛知見」，也就是「開佛智慧」。有真智慧必有真福德，福與慧是一體的兩面，相輔相成。不過智慧雖然人人本具，仍得以佛法來開示。以演說佛法，來開啟眾生的福智寶藏，佛法如開鑛的工具，說法者則像用這個工具來開鑛的工人。
　　
　　我自己沒有任何發明，只是從佛法學到了一點菩提心，所以有願幫助一切需要幫助的眾生，我也只是用佛法為器具而開採自己的鑛藏，同時協助他人開鑛的一個工人。
　　
　　所謂「玉不琢不成器」，金玉在鑛，如你不具專業知識，根本不知道是金是玉，何況能夠使之成器。這在佛教來說，眾生需要「化導」，以社會的一般用語而言，人人需要「教育」。在我們法鼓山的共識中，有這樣的兩句話：「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我們的教育，應該從入胎開始，就要接受父母親實施的胎教，出生之後，則從嬰兒期起，經過童年、少年、青年等各階段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人的長青教育。其中每一個段落的彼此之間，都應該銜接起來，能夠執行這項任務，作為溝通聯繫協調和指導的，應該是宗教教育。
　　
　　基於這樣的理念，我們來建設佛教園區，它的地理位置雖是在臺灣省臺北縣北海沿岸金山鄉的一個山坡地帶，它所關懷的範圍，則是無遠弗屆的全體人類。所以，人人都有寶藏，推動法鼓山共識的人，都是鑛工，也都是鑛主，彼此互助，同心協力，來開發心靈的寶藏，豐富幸福的資源。
　　
　　因此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尋得那片土地之後，直到一九九○年十二月所完成的一部遊記，命為《金山有鑛》。其中有一節，就是叫作〈探鑛尋寶〉。而我所做的宗教、文化、教育、社會等的各項工作，都是提供有緣的人士，來冶金開鑛，然後把他們自己煉成的純金和美玉，分享給我們的社會大眾。
　　
　　我為了建設法鼓山的目標，不論在硬體的物質建築，和軟體的資源開發，向各方面去尋求參考，都相當用心。在為求得建築方面的參考，我曾於一九九一年春天，邀請了跟建設法鼓山相關的重要幹部及專業人員，連我共計十三個人，用了二十天的時間，訪問了中國大陸河北、山西、甘肅的三個省。考察了自唐、宋、遼、金，以迄明、清的中國古代寺院建築。
　　
　　我們訪問了北京潭柘寺、戒壇寺、頤和園、故宮，房山的石經，太原的崇善寺，五臺山的唐朝建築南禪寺，遼代的建築佛光寺，以及五臺山現有的明、清建築各寺院。然後到了大同的雲崗，參觀石窟建築，以及遼代的古建築善化寺及上下華嚴寺。接著飛到甘肅的敦煌，參觀了莫高窟千佛洞的繪畫及雕刻藝術，同時也參觀了同屬甘肅省的麥積山石窟，那兒是北魏的雕塑藝術及石窟建築。也去訪問了位於甘肅南方的漢地藏傳佛教兩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我們在北京，還特地去參觀了由現代世界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一路上讓我得到很多的啟發，所以在結束訪問離開大陸之後，就在當年的十二月，完成了另一部遊記《火宅清涼》，它的副題是﹁中國佛教藝術之旅﹂，因為這一次的考察旅行，除了建築藝術，還有繪畫、音樂、雕塑、石經等各種佛教藝術。
　　
　　中國古代的佛教藝術品，能夠保持得比較完整的是在北方和西北方，那是由於自然的氣候乾燥，陸上交通的不便，所以還能僥倖地保留了下來。
　　
　　經過考察與思考，我對於法鼓山硬體建築所抱的理念，曾在《火宅清涼》的第十五篇中，提到了如下的三點看法：1.要站在現代人的立足點上，一方面回顧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同時展望未來文化的帶動創新，這也就是中國人一向主張的繼往開來，承先啟後。既不可忘掉過去，也不能不想到未來，而且現在就是現在。2.要保持建築地的原有地貌，不可移山填壑，並且珍惜原有的資源，如溪流、活泉乃至於原生的一草一木。3.在基本的安全設施及美觀實用的範圍內，盡量做到技術和建材的現代化，以及形像顏色的本土化。
　　
　　我跟我們的建築設計師陳柏森居士，都有共識：我們這一座法鼓山的建築物在外觀上要使人覺得那是從地面生長出來的原生物，而不是硬生生地強力加建在山坡上的，它的色彩應該與當地的環境相得益彰，彼此互為賓主。當人們生活在這些建築內之時，要有置身於自然的感受。當然，目前還在策畫階段，將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尚不太清楚，但願我們的想法能夠成為事實。
　　
　　當我發起了法鼓山的建設活動之後，我本人的對外活動，就更加頻繁了，主動及被動所建立的關係，從國內到國際的，由東方到西方的，越來越多。每一種關係的建立，都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佛教主張「結緣」，世間講求「互惠」，人家參與我們，我們也必須關懷人家；人家支援我們，我們也需要照顧人家。否則若僅是單向的供求，便不會維持長久，也違背了佛法化世的精神。
　　
　　因此，當我訪問中國大陸之後，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又開始了另一段落的萬里遊化，在東方，我到了香港和臺灣，在西方，到了美國的夏威夷州、科羅拉多州、紐約州、康州、紐澤西州、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喬治亞州，同時也到了北美的加拿大，中南美的哥斯大黎加，最遠的也去了一趟英國的倫敦及威爾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又於一九九二年的十月，完成了一部遊記，名為《東西南北》。
　　
　　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四日至十日期間，我為了考察日本佛教的寺院建築、大學的校舍建築，以及與此相關的硬軟體設計和設施，到日本的東京及京都，訪問了一週。又於十月的中旬，去了歐洲的捷克和比利時，訪問了兩所大學。十月的下旬，以十天的時間，又訪問了美國中西部及東部七個州的九所大學，做了十四場演講。看樣子另一本遊記到今年年底也可以寫成了。
　　
　　撰寫遊記，應該不是我的本行，但是為我的行踪留下記錄，學取古人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智慧，落實於現在，展望未來，對自己的責任做交代，給讀者提供相關的消息，於是樂此不倦地一直寫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