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聖嚴法師著

  　東方和西方

　　一、完成了博士論文

　　一九七五年元月，我把博士論文，向立正大學大學院的辦公室提出而被接受，能否通過不知道。那是親自用鋼筆，筆筆不苟地謄清在每頁五百字標準規格的稿紙上，共計將近一千頁，裝訂成為三大本，一共影印了好多份，分送給論文審查會議每位相關的教授。審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由教授會議裡推選出適當的專家三到五人，專案審查，然後在大學院（研究所）的文學院、東洋史、佛教學和日蓮宗宗學的全體教授給予口試通過。另外一種屬於責任制，由正副指導教授簽名推薦證明這篇論文已有申請博士學位的水準，然後再經過全體教授會議的通過。我是被指定為第二種方式。因為在日本，指導教授對於所指導的論文是負全責的，如果水準不夠的論文而被證明通過，對於那位指導教授便非常不利。他們也很愛惜羽毛，不會隨便點頭說好。因此一旦被指導教授推薦證明，就算是已經通過了。尤其像我的正指導教授，前後有兩位，坂本幸男和金倉圓照，都是當時日本學術界權威性的長老，而金倉圓照博士，也是日本學士院的會員，已經被承認為日本國家的文化財，乃是國寶級的人物。他曾經擔任過國立東北大學的校長，他的專長是印度的外道哲學。但是在他的著作和譯著中，卻有不少是有關於中國佛教的文獻。我的副指導教授野村耀昌博士，是中國佛學的專家，著作有十多種，他們兩人都對我的論文有相當高的評價。那份審查報告書的初稿，是由野村博士起草，當金倉博士看完之後，又加上了更多、更強調的嘉評，這在野村先生看來也覺得意外，因為金倉先生的治學態度一向謹嚴，能夠對我如此，這是我的殊榮。

　　同年的二月十二日上午，整個大學院的氣氛有些緊張，我的同學們、老師們，看到我時，好像是都在為我祈禱，因為有二十來位教授要給我的論文做口試，連金倉和野村兩位指導教授也有點緊張，因為立正大學也跟一般的大學類似，院系不同，難免會有隔閡，意見亦有出入，就是在同一部系之中的幾位教授，也有由於出身的學校和研究範圍的不同，或隱或顯地有些你是我非、我是你非的派系現象。特別是為了爭取行政主管領導地位的權力傾軋，也不是沒有。在口試的會議上，只要有幾位教授說「不」，那就有得麻煩。所幸我是中國人，也從來沒加入他們的派系，因此當我進入論文審查會的會場，出乎意外地，他們並沒有問我問題，接著主席就宣布說：「大家對於張樣的論文，有意見嗎？」發現沒有人要講話，後來就以不記名投票的結果，主席宣布全數通過。當時最高興的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兩位指導教授，馬上站起來向大家道謝。接著由主席向我道賀，審查會議就此結束。這項論文口試的會議，竟是如此順利。

　　這篇論文，我寫得並不痛苦，卻很辛苦，花費的時間相當多，被我麻煩的人也不少。每隔一週，拿著我寫好的稿子輪流地去拜訪兩位指導教授，面對面地對讀，經過三易原稿，花掉兩位教授的時間相當可觀。每次到他們的府上一坐就是半天，害得兩位老教授的夫人忙著倒茶、送點心，有時還到外邊叫了壽司讓我過午，請我晚餐。經過兩年的時間，我已經等於成了他們家裡的一分子，見面的機會比他們自己的親兒女還多，無怪乎在日本的大學院，博士及碩士班的學生與教授之間，真正被承認有師生關係的，僅僅是論文的指導者和被指導者。

　　另外，為了我的論文日文文字的潤飾，也麻煩了好多位日本的老師和同學，一共七位，他們都是我的好友，其中的桐谷征一先生，幫忙最多，不僅將整部論文校讀修正，還幫助我在組織結構文字觀點上的改進，也因此而陪我去箱根風景區日蓮宗關係的度假中心，享受了三天的半價優待；我們兩人就關在房間裡整整三天。我們不是去欣賞風光，而是去逃避東京的塵囂。那三天之中，除了吃飯、喝水、睡覺，沒有電話，不看電視、報紙，也沒有任何事的打擾，就專心一意地來看我的論文。想想看，一部四十多萬字的論文，就是看一遍都已夠麻煩的了，何況還要逐句逐章地校正和修改，像這樣的朋友要到那裡去找？

　　此後，過了一個月又五天，在同年的三月十七日上午，我在立正大學的校長菅谷正貫博士的辦公室，約了我的兩位指導教授以及學校裡的幾位高級行政人員和大學院的秘書，舉行了一個茶會，每人一份蛋糕，一杯咖啡，吃過之後就舉行頒授「學位記」（授博士學位證書），從此我的頭銜就變成了「文學博士張聖嚴」。校長沒有講什麼話，只是宣讀了學位記的內容，最後說了一聲：「恭喜！」把一張文憑交到我的手上，大家鼓掌之後，典禮就算完成。看來當一個日本的文學博士，一點也不神氣，既沒有盛大的典禮，也沒有博士袍和博士帽穿戴，到了任何場合的儀典之中，誰也不知道你擁有文學博士的身分。我早已知道這一點，所以當天我是以一個比丘的姿態，盛裝出席，整整齊齊地穿上我的僧袍，披上我的袈裟，以表示對於三寶的感恩和對比丘身分的珍惜。典禮結束之後，看到校長室內掛著一幅日蓮宗的創始祖，日蓮上人畫像，便深深地向他拜了三拜，感恩在他宗派門下所設的學府，完成了這項最高的學位。

　　在日本，當時還沒有哲學博士，只有文學博士。凡是研究歷史、宗教、文學、哲學的，都頒授文學博士，而在所有的博士學位中，以文學博士最難。在他們日本人，總是需要讀完博士課程之後十年至二十年，才能獲得這項學位。在他們的觀點，博士學位，表示已經到達這位學者治學成績的最高點，所謂登峯造極，才能夠有這項榮譽。我能夠在四年的博士課程之內，就提出論文，而且獲得學位，這不僅在立正大學沒有前例，就是在日本全國也沒有發生過，所以這項榮譽得來不易。

　　二、我成了海外學人

　　博士學位的文憑到手之後，照道理，我已經無事可做了，可是，我的工作並沒有完成，那就是要把論文在日本出版。因此，我必須在東京繼續留下，一邊張羅出版的經費，同時接洽出版的公司。因為，在日本要出版類似的學位論文，通常可以向文部省申請出版補助費，否則沒有出版商敢於接受。學位的論文，除了專家學者及學校圖書館收藏之外，不會有多少銷路。到了四月，終於接洽好東京山喜房佛書林，跟它的負責人淺地康平氏談妥，出版五百冊，我必須買下其中的一半。它的訂價是每冊日幣八千五百圓，打七折，結果我付了他一百五十萬日圓。這一筆錢是從我歷年的生活費節省下來，加上美國沈家楨居士及他的好友沈嘉英先生，還有臺灣的南亭法師也幫了我一些。可見，書中不僅沒有黃金屋，讀書寫書做乞丐，要出書得化緣。那一陣子，我經常要去出版社，看我正待出世的嬰兒，日本出版社出書的水準很高，要求相當認真，那本論文總共經過三次的校對，而那一份校對的工作，也不輕鬆，因為我書中所用的繁體漢字特別多，有些還是古字的原文，不能更改，所以曠日費時，經過半年的時間，直到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才真正地出版問世。

　　在我出版論文的階段，應我國政府之邀，回到臺灣出席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簡稱「國建會」。那是因為在我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首先向我國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報告，馬代表因此而在三月二十九日，特假東京六本木的中國餐館「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不久便收到了教育部、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救國團等三個單位聯合邀請的函件，徵詢我的意見，能不能回國出席會議。就這樣我便成了一九七五年被政府邀請回國出席國建會議的一百二十位海外學人中的一員。

　　在我的心理上，始終以為自己是一個和尚，怎麼在短短的幾天之中就變成了文學博士，又是海外學人？當時我的感想是：政府對於在國外養成的人才相當重視，古人讀書有所謂「書生報國」的遺訓，也有「衣錦還鄉」的榮耀，而對於我這樣一個僧侶身分的人來說，個人的榮譽，不足輕重，對國家及佛教的責任，還是有的。尤其在我之前赴日本攻讀佛學課程的僧尼，得到了學士及碩士學位回臺灣，進入高商教書，均不受政府的承認。如今既是教育部等政府單位，邀我回國，應該算是我的學位資格，已被政府接受，所以欣然應邀，便於那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回到臺北，向大會接待處報到。

　　在這次會議中，讓我接觸到了不少知名國際的海外學者，像《人子》和《未央歌》的作者鹿橋、張其昀先生的公子張鏡湖博士、夏威夷大學的羅錦棠博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吳興鏞博士、佛羅里達大學的祝咸仁博士、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黃崑巖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錢熙博士、加州大學的吳允祥、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張鶴琴、美國田納西大學的楊景華、紐約市立大學的翟文伯、波士頓大學的廖昭雄、德拉瓦州立大學的劉岱、西班牙國立拉固拉大學的陸錦林等，跟我交談較多，而對佛教與佛學都表示有興趣；其中有幾位，在會後還保持聯繫，他們每次到臺灣，還會給我電話。在會議中也讓我接觸到，並且認識到好多位政府的高層官員，例如當時的總統嚴家淦先生、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先生、青輔會主任委員潘振球先生、青輔會的執行秘書姚舜先生、省主席謝東閔先生等。其中特別是教育部次長陳履安先生，還把我請到他家，約了幾位他的好友，做了一個晚上輕鬆的交談，焦點集中在佛學與學佛的問題。

　　我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案子，而且是大會主席顧培慕博士指定要我發言，因而使得電視臺的鏡頭，都對準著我。我提出的三個問題是：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其實這一次的會議，我貢獻的少而獲得的多。一個和尚以海外學人的身分，在國內的電視及報紙等媒體，一連出現了幾天，使得國人對於僧尼的觀感，煥然一新，對於佛教的形象，也是一大轉捩。

　　不過佛教界對我的反應，分成兩個極端：若干居士認為僧中出了一位博士，而且是海外學人，佛教可以「出頭天」了。另外一類人士則說：做了和尚還弄一個博士的虛名，有什麼用呢？他回來會搞什麼名堂！大家倒要小心點了。所以，除了東初老人及少數長老法師和老居士們，對我的回國，表現得相當熱忱之外，一般而言，都持觀望的態度。

　　事實上，我在那個階段，能做的不多，正像當時有一位我在上海讀佛學院時代的同學，寫信對我說的那樣：「你老兄是在國外學會了駕駛技術，也考到了駕駛執照，可惜我們國內，沒有汽車讓你開，奈何！」雖然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希望我回國辦教育，那又談何容易，因我根本不知道要從那兒著手！

　　所以在會期結束不久，我又返回了東京。正好美國的沈家楨先生，邀請我赴美國弘法講學，就以這樣的因緣，我便在當年的十二月十日，離開了東京，就到了美國。

　　三、現實讓我改了行

　　僑居在美國東海岸的沈家楨先生，原來是一位航業界的鉅子，所以跟東方航運公司的董浩雲先生關係也很好，因此，我的大批圖書，也由該公司免費從東京運到紐約。不過沈先生公司的船隻，都是走的美國國內航線。由於他篤信了佛教，虔誠地護持，我在東京求學時，從瑞士轉來的獎學金，也可能就是出於他的支援，雖然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明白的承認，但是我想，除了沈先生之外，沒有其他的人。在資助我之前，他也曾經贊助過另一位已經還俗了的僧人去留學日本，可惜沒有學成。

　　沈先生給我的邀請函，是由他所組成的美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出面，原先我希望進入他設於長島紐約大學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再做幾年的研究，不過依沈先生的想法：出家人應該住於寺院。而當時的美國佛教會也需要有人來推動法務，所以把我安排在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

　　說來也真荒謬，我在七年前，聽不懂日文就去了日本，現在不懂英文而到了美國。因此，一到紐約住定之後，沈先生就把我送進了語言學校，每天四個小時，每週五天，為我安排的是個別指導老師，每小時十四塊美金，連續讀了半年，換了三個學校，然後又陸陸續續地補習了半年，花掉了沈先生不少的錢。不過真是被沈先生說中了：「人過四十歲，才從頭開始學另一種外國語文，比較困難。」後來雖然我把我的一位英文老師，變成了跟我學禪的學生，經常義務地做我的英文家教，而我直到現在，依舊沒有把英文學好。可以看，看得很慢；可以聽，有時需要人家再說一遍；可以講，詞彙不夠多；也可以寫，必須拜託他人修正。

　　不過，我沒有把英文學好的原因很多，到了美國，寺院的生活、寺務的行政、信徒的接引，使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複習，加上美國佛教會的成員，多是華人，常用華語，沒有練習英語的機會。尤其從一九七八年以後，每三個月，我必須回到臺灣一次，住了三個月，再回美國時，已把所學的英文遺忘得差不多了。

　　再進入美國，慢慢又有了一些進步，再次回到臺灣時，又把它們忘了不少。還有一項因素，是我的美國弟子之中，有人會講中國話，中國弟子之中，又有非常好的英語人才，結果，美國人跟我講華語，中國人把我的華語譯成英文，我就不太需要講英語了。

　　在大覺寺一共住了不到兩年，為了接觸西方人，接引西方人，而把佛法傳播到西方人的社會去的目的，僅僅用口頭說，是沒有吸引力的。美國人重實際，求速效，最好的辦法是要他們修密持咒、學禪打坐，直到現在，美國的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還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禪為主流，東南亞的佛教，也是用Vipassana的觀法，在西方受到歡迎，因此，我也用我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山中所用所學的禪修方法，以及在日本所見的禪修形式，在美國開始向西方人傳授禪的觀念和打坐的方法。就這樣，我便從一位新出道的文學博士，變成了傳授禪法的禪師。如此快速地改行，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事。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臺灣過世，接到越洋電話後，立即從美國趕回臺灣，料理他的後事，也就奉他的遺命，繼承他的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我就在美國和臺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

　　我在紐約也成立了禪中心，成員中以西方人為主，華人較少，我陸續地舉辦了好多次定期禪修活動的「禪七」。為了授課的需要，編成了一本小書《禪的體驗》，內容包括禪的源流、入門方法、禪風的演變、悟境和魔境等，向跟我學禪的人，指出正確的觀念和安全的方法。這是我寫作有關禪學的第一本書。接著由於我的禪七開示，平時的授課，陸續地被整理成文，便相繼出版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1.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2.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到一九九二年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到五十八期，《禪通訊》也發行到九十六期。發行的地域相當遼闊，包括美洲、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共三十六個國家地區，所以在禪修道場的世界地圖上，我們紐約的禪中心，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據點。同時，我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設立英文的禪學著作出版社，叫Dharma Drum Publication（法鼓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講錄，到今（一九九二）年底，已有八種，並在英國倫敦的Element出版公司，也為我出版了一本禪七的講錄。使我難以相信的，是義大利的羅馬，有一個出版社Ubaldini Editore-Roma，把我的英文禪學講錄Faith in Mind（《信心銘》）翻成了義大利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它的書名是Credere Nella Mente。

　　正由於我在歐美的英語世界，十六年來，主持了六十多次禪七修行，已被佛教界公認為禪師，所以，除了許多西方人的禪學團體，邀請我指導他們修行及介紹中國的禪學之外，到我執筆寫這本書為止，已經在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各國，應邀在四十多所大學，做了百場以上的演講，其中包括各常春藤聯盟大學。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我也在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轉眼之間，迄今已過十五個年頭，辦了四十四次禪七。其間，有編、有講、有寫，也完成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其中的《禪門修證指要》及《禪門驪珠集》，是禪宗古資料的新編；《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是我的演講集和論文集。這五本書在國內的反應相當不錯，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便被臺北的圓神出版社，委請散文作家林清玄居士，合編成三本書，標題為《禪門三要》，而在市場的行情，相當的好。我也因此而被國內的許多人士，當作禪師來看。

　　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一節中曾經提到，我有禪宗臨濟及曹洞兩系的傳承，禪修上亦曾有過體驗，只是我在沒有到達美國之前，從未考慮過將會成為一位指導禪修的禪師，因緣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也就隨順攝化，負起了傳授禪法的責任。

　　不過，以我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卻又不能說我是一位禪師了。

　　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文化學院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西元一九○○─一九八五年），聘我擔任該院哲學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從此，使我在國內，進入學府，擔起了教育及研究的工作。雖然我還是每三個月要東西兩地奔走一次，好在有臺北華嚴蓮社的成一法師擔任我的副所長，李志夫教授分擔若干行政工作。我除了教書，僅張羅出版《華岡佛學學報》年刊，不算過分繁重。由於這項職務，使我有機會一邊跟年輕的學生接觸，教學相長；同時跟當時研究佛學的學者們保持聯繫，自己也要撰寫研究性的論文。

　　到了一九八五年，因為已升格為文化大學的人事及其政策，有了變動，我便辭去了該校的職務，在幾位朋友和學生的期待鼓勵之下，假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且出版《中華佛學學報》年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奉准教育部立案為乙種研究所，准許我們招收碩士班程度的研究生，但不授與學位。可是，我們的師資、設備、招生的人數及其報考資格，一律遵照教育部對於甲種研究所的要求，並且經過三年的學程，除了必須選修兩種以上的語文，仍得修滿三十六個學分，加上一篇論文，才能夠畢業，所以他們具有碩士的實際學力。故在畢業生中，好多位都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的國立大學，如今已有完成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學僧。

　　我在文化學院和後來升格的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任教的學科，曾有華嚴、天臺、淨土、中觀、唯識及禪學，當我教了數年之後，學生摸著了門，我則因此而懂得比學生要多，所謂水漲船高，是不變的道理。我很感激有這種的機會。例如因為要教《華嚴五教章》，所以讓我去看了華嚴學的許多相關論作；因為要我教唯識學，所以蒐集到我能夠發現的有關《成唯識論》的註解和研究論文；因為要我教中觀學，使我閱讀古今中外有關於《中觀論》的註釋、研究，以及各種《中論》的異譯本。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學程中所欠缺的。當時，我是抱定這樣的態度：我懂得不多又不精，沒有關係，總是要求我的學生們在聽課之後，能夠青出於藍；我自己不行沒有關係，但要坦白地告訴學生，不要以我做標準，當以他們自己能夠做到的標準為標準。這也非常有用，例如當年聽我講中觀及唯識的學生惠敏法師，如今從日本東大完成博士學位回來，已經接替我來教授這兩門課，比我教得更好。文化大學出身的陳英善博士，當年聽我講華嚴和天臺，目前就在我們所裡擔任這兩門課程。慢慢地，我把禪學及淨土學，也都交給了年輕一代，如日本佛教大學的文學博士慧嚴法師等擔任。對於現代化的佛學教育，我是一個在篳路藍縷的景況下開出一條小路來的拓荒者，至於寬廣的大道，則有待後起之秀的繼續努力。

　　我沒有受過現代化的大學教育，甚至也不曾讀過高中，可見，由我來從事教育工作，並不是最恰當的人選，也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不過閩南語中有句俗諺：「沒牛使馬」。沒有牛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一匹瘦馬，勉強可以代用而已。但我正在從事研究所的教育工作，乃為事實。

　　又因為我是國際佛教研究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創始會員之一，每兩年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一次論文發表會，我均受到邀請。同時，我們的佛學研究所，也有一份每年出刊一冊的《中華佛學學報》，每次容納二十萬到四十萬字，我就必須每年至少要寫一篇富於學術性的研究論文。其中有連貫性的是對於明末佛教的研究，也可以說，那是我博士論文的後續工作。每篇都以中文撰寫，然後翻成英文。到一九八七年，我將其中的四篇：1.〈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2.〈明末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3.〈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4.〈明末的居士佛教〉，總共近二十萬字，輯成一書，名為《明末佛教研究》。由於這本書的出版，好多人誤以為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其實，我的學位論文是由關世謙先生譯成中文，於一九八八年交給臺北的學生書局出版，列為他們宗教叢書的第五種。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後續的一本論著，雖然看的人不多，卻已成為世界各國較大的公私立圖書館東方部都會收藏的文獻，凡是研究中國明清問題的學者，也多會參考這兩本書。可見讀的人雖然少，並不是沒有用。因此，我是一個國際公認的學者，應是無可置疑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