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述三
與李總統及俞院長談禪修
回想以我出家人的身分，先後得與三位總統及一位副總統見面、握手、敍談，這應該是歸於出家人的光榮，絕非我個人的成就。
民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春，我剛獲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當時由我國政府的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在六本木的隨園設宴慶賀。不久，文化參事處即通知我，要我準備回國出席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這固然是因為日本的文學博士難得，也由於我是出家人身分，故被遴選上了。否則，當時在日本的中國人之中，擁有博士學位不少，何以唯獨我有這份殊榮！正以回國出席會議的因緣，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至桃園慈湖，向先總統蔣公謁陵。當時任行政院長的經國先生，即在蔣公靈前，與我們一一握手，表示致謝。八月三日晨，經國先生假臺北市三軍軍官俱樂部，以燒餅、油條招待我們早餐，並先一步在用餐地點佇候，進門時，再度與我們一一握手，表示歡迎。八月十二日晚上，當時的總統嚴家淦先生，假臺北賓館的後苑廣場，招待我們晚餐，見面握手慰問之際，發現有出家人在列，又由教育部長蔣彥士及救國團主任潘振球兩位先生特別為我介紹我是江蘇常熟人，嚴總統即好歡喜地與我多談了幾句。八月二日上午，則在南投的中興新村，拜訪了當時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謝東閔先生，他在省府大廳門口，含笑迎客，而且事先已看過有關我們這批訪客的資料，所以一見到我，就用日語跟我握手招呼，同時叫出我的名字，使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不久，經國先生與東閔先生，分別當選中華民國的第五屆總統及副總統。
時隔近十三年，又由於意想不到的因緣，本（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第七任總統李登輝先生，派他的座車，由朱素心女士隨同，到臺北北投的農禪寺，接我至他的官邸，做了兩小時多的盤桓。進門後，在其客廳落座不久，首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李總統的少夫人張女士以及他的稚齡孫女，向我及我的侍者，稱師父且問好。接著是穿著旗袍的總統夫人曾文惠女士，含笑進入客廳，親切招呼。隨即李總統以家常的便服，穿著平底布鞋，進來跟我握手，表示歡迎，分賓主就座之後，李總統即帶笑致意：「對不起，剛洗澡，讓法師等候。」
接著他說：「大家知道，我信宗教，已經很虔誠。」他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友。我說：「沒有關係，有信仰就好。而禪不是宗教，靜坐與宗教無涉。」
李總統又說：「早年我在日本也接觸過禪，那是鈴木大拙的著作。聽說，現在的禪，有些不同了，是嗎？」我答：「鈴木博士的禪書，主要以近代西方哲學理念，介紹東方古代的公案語錄，深受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歐美讀者所喜愛。目前的禪風，則是傾向於生活的實踐為原則，而古代中國的禪，便是不重理論而重實踐的。」
李總統說：「我以為宗教應該從靈修生活中體驗。」我說：「是的，我也看過總統在花蓮慈濟功德會所發表的見解。」
總統：「聽說法師在日本七年，你的禪也是在日本學的嗎？」我答：「我是童年在大陸的禪寺出家，到日本也參訪了幾位禪師。」
總統：「在日本的京都嗎？」我說：「我的學位是在東京的立正大學完成的。總統是留學日本的先輩。」
總統：「法師看來很年輕，是大陸那一省？」我答：「總統看起來也很年輕。我是生於江蘇省。」
總統：「我的虛歲今年六十八。」我說：「我是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出生，今年虛歲五十九歲。」
總統：「謝謝你，去年給我兩本尊作，我已讀過，現在存於總統府。聽說法師又快要出國了，在美國也教禪坐嗎？」
「是的，我有一個道場在紐約市，所以每三個月即往返臺北與紐約兩地一次，一年之中有半年在美國。那邊的英文名稱是Ch'an Meditation Center，以英文出版禪學書刊，初以西方人為主要對象，現在，東方人也漸漸多了起來。」
接著便把我們初級禪訓班全部八小時的課程，濃縮成八十分鐘，為總統夫婦說明，其少夫人張小姐在一旁筆記。李總統領悟力高，反應快，雖然身材魁偉，動作卻很穩重敏捷，很快便進入情況。課後，以蘋果餅招待，我用日語說了一聲「いただきまず」（開動了）使他們全家歡然，李總統還特地叫他的小孫女，跟著複唸一遍，氣氛輕鬆愉快，好像也使他回到了留學日本的時代。臨別時，夫人曾文惠女士又補充了一句：「大概因為法師在日本住過七年的緣故，看起來好像是日本人。」我說：「是的，我在日本時，也常被日本朋友當作日本人看待，也許我的面貌有點像，日語發音也帶點東京味道。」其實是「一切由心造，萬法唯心變」，只要內心想著你是什麼人，人家也會感覺到你是什麼。我在日本如此，到了美國，在西方人群中，也很少有人感覺到我和他們之間有距離。甚至讓他們覺得，我就是他們家族親友叔伯父兄中的一分子。
晚上九點五十分，我向總統全家告辭，他們也一直從客廳送到玄關的門口，李總統最後還說：「我希望保持每天打坐的習慣，過些時再請教。」
以同樣的因緣，過了一週，到了四月四日的晚上七點，也由朱素心女士，坐著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的警衛車，來到臺北北投農禪寺，把我接到臺北市俞院長的公館。
在俞公館的客廳裡，俞院長及其夫人董梅真女士，同時出來歡迎。院長已七十多歲，而浙江的鄉音依舊，夫人的國語卻很標準。俞院長問我在美國那一州？我說紐約市，他用英語重複：「哦！NewYorkCity」，接著問：「那一區？」我說：「Elmhurst, Queens Borough」。俞院長及夫人，聽我用英語發音說出了地名，覺得非常高興，同時告訴我說：「噢！我們到過St. Johns University，離你那邊不遠吧？」我說：「是的。」這幾句對話，一下子使得彼此間的距離拉得很近，好像相互之間，老早就是隔壁的鄰居一樣。
俞院長又問：「美國人之中學佛修禪的多嗎？是那些人？」我說：「漸漸多起來，多係年輕的知識分子。在國內的情況，也有相同的趨勢，十多年前，尚以年長的婦女為多，目前的年輕人之中，信佛的已在逐漸增加，素質日益提昇。」俞院長問：「年長者求信仰的寄託，年輕人怎麼也需要？」我說：「佛教本為人的實際生活而有，以佛法用之於現實生活，是佛法化世的目的。比如禪修有三項目的：1.身體的健康；2.心理的平衡；3.精神領域的開發。而禪就是佛教。」
俞院長微笑說：「這些我都知道，從這種情形看，佛教的形象似乎在變了。」我說：「是的，由於教育普及，國民的生活品質提高，故對於精神生活及生活理念的探求，也越來越重要了。」
接著，我把初級禪訓班的靜坐方法和觀念，簡要地向他們夫婦兩位介紹。至九點五十分離開俞公館，院長夫婦親送至門口，看著我們登車後，仍在門口以手勢送別。俞院長的公館，布設極其簡樸，客廳也不寬敞，好像一個小康的家庭，除了牆上掛著一幅張大千的潑墨荷花，及四盆盛開的牡丹之外，看不出這是行政院長的府第，俞院長夫婦的平易近人，一點也沒有院長的架子，倒像是每天見面的鄰家長者。
這次有緣被約至李總統及俞院長兩家的官邸，不是出於大人物的引見，也不是由於我有什麼道德及學問，更不是因為我對國家社會有了什麼貢獻而獲得的榮耀，乃在一位素人的推薦下，純以山野一介凡僧的身分，用平常心，和李、俞兩個家庭談了一些平常話。他們也未以異人及要人來接待我，我只是以簡單、安全、平實，而有益於修身養心的靜坐方法，向他們介紹，這僅是初見，而他們都十分謙虛誠懇，是否再有同樣的因緣面見他們兩位，誰也不知道，自然也不必視為我個人的奇遇和榮寵。倒是由於佛教的法門，已受到了普遍重視，身為佛教的信仰者及弘法者，正應善自珍重，努力修學，致力弘揚，使人人都能因佛法而得到實際的益處。（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寫於臺北北投農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