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告假
當我出家以後，妙然法師教我看看沙彌律儀，以便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這一指示，對我非常受益。於是，我又知道我雖出家改裝，未受沙彌戒，尚是一個光頭白衣。我向東老人請示了好幾次，終於我在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農曆六月十一日的晚上，在新店的竹林精舍，禮請隆泉老法師，做了懺摩，十二日的上午，又到臺北的華嚴蓮社，請智光長老，為我授了沙彌十戒。我雖兩度出家，可是第一次改裝，皈依的儀式都沒有做，第二度披剃，也僅說了三皈。到此為止，才算是個合法的出家人。故在當時的感觸很多，便寫了一篇〈由我受了沙彌戒說到戒律問題〉在《人生》上發表。
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過年以後，我即做離開北投的準備，故託星雲及浩霖兩位法師為我介紹高雄美濃朝元寺去禁足。因我有一個感覺，師父的文化館，乃是用功的理想處所，但是，其他的人可在那裡安心用功，我這個徒弟，卻有不同。雖然，文化館終年只有兩次法會，一是七月份一個月的地藏法會，一是臘月上旬七天的佛七，平常或者也偶有堂把外來的佛事，但總不是經懺門庭，比起我在上海的大聖寺時代，這實在是一個安樂境界。然而，有一個門戶，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必須的應酬，如果師父他老人家在裡裡外外的忙，縱然不叫我做什麼，我非禽獸，豈能安心？否則倒像我們對換了師徒的輩分。
我自知障重，到了三十歲時，才算真的跨進了佛門。本來，人到三十歲之後，正應放手做事，我則不同，三十歲前，在學業及德業，幾乎是繳的白卷，尤其是佛學及修持，我必須趕緊彌補。要不然，心願厭離，卻是脫不了生死的黑業，心願度眾，奈何又肩不起弘化的重擔。因此，我準備要離開北投了。
但我此時，尚是一個沙彌。
很幸運，我在八個月前，就已知道了道源長老要傳戒。到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農曆八月，我受了三壇大戒。現在，將我受戒時的大致情形，抄摘我「寫完戒壇日記之後」的幾段話，用來說明：
我的身體一向瘦弱多病，故於八個月前，得悉八堵傳戒之時，我便天天定時定數禮拜觀世音。一則懺悔罪障，一則祈求加被，以期如願受戒。我於來山報到的前夕，仍在吃藥。一到戒期之中，雖然經過「波蜜拉」颱風的襲擊，曾將我內外衫褲淋得透濕，然而竟未因此害病。以後感冒在戒期中普遍流行，我也僅僅受到輕微的感染，吞了幾片「傷風克」也就好了。
這是我極感欣慰的事。
戒場書記真華法師向得戒和尚建議，要我負責「戒壇日記」。得戒和尚也當面做此示意。
我來是為求戒，並非為來寫文章。
只想讓我多動身體，少動腦子，尤其不要動筆桿。
然而，我的初衷，並未得到戒和尚及書記師的同意。
乃至出家戒期圓滿之後，仍被留了下來。
最糟糕的，我又被開堂師父內定做了「沙彌首」，這當然是他（白聖）老人家對我的愛顧，但我知道「沙彌首」是出鋒頭的，也是最辛苦的。
但到最後，還是沒有辭掉。後來開堂師父向大家說了個受戒不要當班頭的故事，來安慰各班班頭，並使戒兄們體諒班頭的苦衷，且有四句結語：「受戒切莫當班頭，生活行動不自由，戒師罵來戒兄恨，含著眼淚向內流。」
好在戒師慈悲，戒兄友善，戒期終了，不知是否有人恨我，總還沒有挨罵。
正因如此，我就特別辛苦了！
但是，三寶加被，我在戒期之中，一直忙著，精神一直很好，沒有發生障難，沒有感到不安。尤其在以求戒期間，竟讓我寫下了將近十三萬字的一本「戒壇日記」。
在戒期中另有一點可記的是我這個窮戒子，既然當了沙彌首，卻又無錢打上堂齋，這在白公老人命定我做沙彌首時，我便首先提出，他老慈悲地安慰我說：「要你發心為戒兄們服務，那還要你出錢打齋。我與戒和尚也都知道你沒有這筆打齋的錢，如果一定要你打，我們出錢為你打。」這太使我感動了。戒期圓滿，戒和尚道源長老，竟還倒賜了我五百元新臺幣，這是相等於一份書記職的犒勞。原來，他老要我寫戒壇日記，目的是要使我安心地受下這筆厚賜。可見，道老、白老，以及書記真華法師，對於我的厚愛了。在此期間，陪堂悟明法師、三師父淨念法師、四師父淨心法師等，無不對我分外的照顧，使我銘感不已。也許我就是叨了曾經出過家的光吧！不過，後來我才知道，有幾位戒兄，滿望會做沙彌首或班頭的，故也準備好打上堂齋的錢，結果，戒場選拔班首的原則是年輕、活潑、反應力快、學習力強，所以多半選的是幾家佛學院的學生，並未著眼於錢，因此，那幾位失望的戒兄，也就不打齋了，相對地倒是唸著要我打齋。我雖不是學生，經濟力量則和學生差不多，終於由七、八個頭合起來打了一堂上堂齋。
戒兄之中，有這樣的人物，出家來求戒，還想出什麼鋒頭，這個鋒頭何用呢？這只能證明一點：那就是「放不下」。後來這幾位戒兄不是勞累殞歿，便是離僧返俗。可知，出家而不生起厭離之心，終不免仍在苦惱中打滾。
戒期由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農曆八月初三）進堂，至十月十二日（農曆九月初三）圓滿，整三十天。我是國曆十月五日（農曆八月二十六日）二十時四十分得比丘戒，一籤三壇共九個人，同時受羯摩得戒，這照律制而言，自是有問題的，然在我的心理上，總是受過一次戒了，由三師七證為我授過比丘戒了。
我被留過了七天的在家菩薩戒，至十月十九日晚上，始告假出戒場，返回北投文化館。
可是，回到北投住了幾天，覺得心裡很亂，因為我要向師父告假南下了。為了定一定心，我去新店竹林精舍誦了一個星期的《四分律比丘戒本》，為南下後閱律藏做準備。只是內心還是很痛苦，種種矛盾使我不安。因為師父只有我一個徒弟，我決心要走，使他非常傷心，他度我出家的目的，就是盼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而且他有一大套的遠景，希望我協助他實現，那麼，我的走，便是負恩無義！奈何我又不能不走。結果，我在我的日記上，為自己做了這樣的疏解：
徒弟不在師父座前服務，而要到別地方用功，這是不孝，但也真是無可如何，人與人間，現實與理想，總有一段距離，為了理想就不能遷就現實，遷就了現實勢必放棄理想。因此，我對東老人，雖抱懷恩之念，也負愧疚之心，正如我對我的父母一樣，父母生我育我，恩深逾海，我竟未有一個報恩的機會。父母與子女，師長與弟子，前者的給予，總要比後者的報答，多而又多。這種自然律則，亙古皆然，此也正是後人懷念前人的一大根源，後人縱然念念懷恩，竟又永遠無法做到恰如其分的報答。
我今此去，雖非違背佛法，我卻不想用大話來為自己脫罪，所以我不配說以度眾生來做報答師恩，即使我今此去，是為求法，我卻尚沒有資格借用佛陀的話說：「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因我尚不知道能否學成一個夠條件說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個念念懷恩而又無以報恩的人。
我寫了這段日記之後，心情平靜了很多，故在十一月上旬，再回到文化館。
另一使我遺憾的事，是我負責編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便使《人生》停刊。我也萬萬想不到，一份發行了十三個年頭的雜誌，當它出了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十一及十二月的合刊之後，我就為它送了終，我自己成了這份刊物的「到頭編輯」！因此，我的離開，東老人是一千個不高興，但到最後臨走的前夕，我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再向東老人告假時，他卻非常愉快，做了簡短的開示，並且賜我一疊鈔票。他老人家對我，畢竟是開明而又慈悲的。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二日，我提著簡單的衣單，再向東老人頂禮告假，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沒有說一句話，見我走遠了，我回頭看了幾次，他尚在門口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