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將軍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我隨著一個電臺，配屬到高雄要塞，就是住在現今的壽山公園裡，當時的公園，漫山是雜草，以及成叢的相思樹，沒有開放遊覽，也不像一座公園。但我住在那裡，卻是很大的方便，常常去市立圖書館，一坐就是半天，看不完的書，可以借出來，看完了，再去換。因此，我自那時到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止，在哲學、宗教、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看得很多，並且做了好多筆記。其中以文學作品看得最多，幾乎在當時所能借到或租到的中外名著的中文本，我都找來看了；同時費了一股子傻勁，為那些著作寫心得，編入名錄，分析書中人物的性格特點，注意作者表達人物的技巧。另一方面，我也勤奮地學著所謂小說的「創作」。
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到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發表〈文學與佛教文學〉，並引起教內一時的爭論，那也要歸功於此一時期對文學、對寫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藝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時，我自己買了一張竹製的書桌，絕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那書桌上。
我有幾位同學，也很用功，多數是為軍事教育的深造用功，用功的重點，很多是在英文，他們希望有機會去美國受訓，所以常往教堂裡跑，聽英語講道。另有一些則是為高普考而用功，用功的重點是在社會科學。他們見我用功的方向，不倫不類：看佛經、看文學、看哲學，又看宗教，所以好心的勸我，教我認定一個目標。其實我是有目標的，我既不想以軍人為終身的職業，也不想到行政機關討一碗飯吃，我是藉此機會打一打文學的基礎，然後再專志於宗教哲學中去，因為我的宗旨，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個出家人。憑良心說，我之能夠塗鴉寫文學，主要是在軍中磨鍊出來的。
到了鳳山之後，我常去煮雲法師的佛教蓮社，在他那裡，我可借到一部分的佛書，並向他請教一些佛學的問題。那時的煮雲法師，已在全臺灣聞名了，他經常環島佈教，我說他是一座活動的佈教所。同時，在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間，他又出了一本《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的演講錄，轟動一時。至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基督教有個叫作吳恩溥的牧師，出了一冊《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當我看了煮雲法師及吳恩溥牧師的兩書之後，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冊《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於是，僅以十來天的時間，寫成了五萬餘字，交由煮雲法師出版。這是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八月下旬的事。
正在這時，我也為著調換工作單位而忙。那是由於友人的介紹，考取了國防部的一個機關。至九月二十五日，我便奉准調到新店去了。
因為新店離臺北市很近，我與臺北佛教界的接觸，也就容易得多了。
自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開始，我為好幾家佛教刊物寫文章了。最先是因性如法師接編《人生》月刊，他知道我會寫文章，所以硬是逼著要稿，他對我一向也是不錯的，礙於情面，我就寫了，並且我也從此有了一個「醒世將軍」的筆名，這不是因了軍人的身分而取，乃是為攝化眾生與喚醒世人而取，這個筆名，一直用到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冬天第二次出家後，才停止使用。另外我從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元旦開始，同時用了一個「張本」的筆名，在《海潮音》及《今日佛教》上寫稿。
▲為攝化眾生、喚醒世人，作者以「醒世將軍」之筆名在《人生》月刊上發表文章。
佛刊很多，為《人生》寫開了頭，其他幾家，也向我索稿。因此，我就放棄文學的習作，專寫佛學性的文章了。
寫文章的路子一開，思想一通，理境一現之後，便會源源不絕地一直寫下去，寫了一篇又有一篇，路線雖只一條，境界卻是越開越寬了，又像滾雪球似地，知識一天天地增進，文思也一天天地廣闊，不論看什麼書，不論吸收何種知識，均會匯集到我所歸宗的中心思想上去，漸漸融合，慢慢凝聚。做學問做到此一地步，真是一大樂事。但此在我，到了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才開始活潑起來的，雖然那也只是我在學問之門中見到了一線曙光，在思想之海中嘗到一滴之味而已。但是好多人以為我是開悟了。
有時候思潮澎湃，不能自制，即於抱病之際，也要執筆一吐。我在新店時的工作很苦。而且常常通夜工作，我不慣夜間生活，夜間工作之後的第二天日間，並不能夠將晝作夜，補足夜間的睡眠，故而每於夜間工作之後，次日又於白天讀書、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