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棉被的故事
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仍在金山鄉，但被配屬到小基隆的步兵營，那是位於淡水與金山之間的一個小鎮。直至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春季，在小基隆住了一年，這一年的海防生活，非常自在安適，我們一個電臺，獨住一所克難草房。
那是一段最輕鬆最閒適的日子，沒有操，也沒有課，一天之中，僅向團部用無線電聯絡幾次，其餘的時間，全由自己支配。所以，那一年之中，是我軍中生活的黃金歲月，利用那段日子，看了好多的文學作品，往往獨自一人，捧著書，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崗上的樹蔭底下，一待就是半天；同時也利用我自己克難的書桌──其實僅是一塊木板釘了四條腿，開始學習寫作，第一篇由吳國權投到《戰鬥青年》，第一篇就錄用了，並且換回了三十多元的稿費，這個鼓勵是很大的。從此，我們軍中的刊物，常常見到我的散文，我也接到了特約記者的聘書，每月所得的稿費，如果寫得勤的話，超過了上士的薪餉，雖是軍中刊物，同樣也有稿費。當然，退稿的機會很多，沒有稿費的也不少，可是從此我卻成了軍中的「作家」，凡有文藝活動，都會有我的一份通知，雖然僅是一個軍的範圍，我也感到光榮，並且也是受著很多人羨慕的一份光榮。
就在那年的春天，我也收到了妙然法師的通知，邀我們上海靜安寺的同學，到北投的居士林聚會一次。那次，除了在基隆港務局的吳國權（原名彌贊，現在已是三、四個孩子的爸爸了，改在郵局服務，為人很好，對我很熱心）沒有到，性如正在中壢害肺病，所以也缺了席，其餘的，我們軍中的五人：關振、田楓（性慈）、王文伯（願殊）、何正中（明月）和我，以及自立、惟慈、妙峯、了中、幻生、能果等同學，都到了，上海的師長中，有妙然法師、守成法師及圓明法師。
那天，我們師生十多個人，聚集一堂，都有劫後餘生的傷感，也有久別重逢的歡悅。妙然法師請我們吃了一頓，臨走時，還給我們每人送了二十元新臺幣做車費，他是大大地破費了一場，也使我們深深地感激在心裡。
那天，我的感觸很多：特別是見了自立與妙峯等同學，他們還是上海時的老樣子，所不同的，他們跟隨著慈航法師，學得更多，懂得更多，也更像是年輕的法師了。至於我們軍中的五個，那還像是出過家的人呢！如果不是自己宣布身分，誰也不會從我們的身上看得出來；我們，幾乎已跟佛教脫節了！何時能夠再度穿上僧裝？絲毫沒有把握；能否再回僧籍？自己也作不得主了！
因此，在那一年之中，我為了多看幾次出家人，所以常常請假外出。北投，就去了四、五次，這在海防上的士兵，是難得的事。有一次，那是秋天將盡，冬季快到的時候，慈悲的妙然法師，知道我還沒有棉被，他便好心地送了我一條破得像豬油渣似的棉花絮，教我拿去重彈一彈，用它過冬，並且另外給我四十元新臺幣。以當時的物價，彈工以及買布做被套，四十元大概已可勉強了。說起買布做被套，我也真是愚蠢得可憐！我從北投下山，經過淡水鎮，為了趕時間乘公路汽車回至小基隆，又不知道一條被單究竟要幾公尺布？應該買那一種布？所以，跑進一家布店，拿出四十元，說明買布做被單，長短與質料，完全請店主作主，那個店主，看來老實，心地卻是烏黑黑的。結果，他是給我剪了一段比蚊帳略微密些的粗紗布，從裡面包了出來，交給我，我無暇拆開查看，便匆忙地合著布包趕車子去了。這一塊布，畢竟還是做了被單，直到現在，我仍把它留著。被面布是向連部的補給上士要了幾條破軍褲連起來的。但是，經這一來，棉花絮彈不成了，只好拼拼湊湊，用線、用破布，勉強連成一條棉被的樣子。縱然是如此的一條棉被，已是當時士兵之中的「貴族」階級了，直到我升了軍官，才把它添了一斤棉花，重新彈了一彈。結果，王文伯調去金門，金門比臺灣冷，所以又將我這條新被，跟王文伯換了一條破棉絮，直用到我退役時，才把它彈成了現在的墊被。回憶當時，那種蠢法、那種苦況，現在想起來，既覺得可笑，又覺得酸痛！
另外，我要感激一位始終愛護著我的人，那就是南亭法師。
我在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冬天，便與南亭法師取得了聯絡，那時他住在臺北市的善導寺，他寄給了我一些佛書，並鼓勵我為國為教，多努力多學習。偶爾，他也在信中寄給我十元、二十元的新臺幣，說是給我買糖吃。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為眼睛的近視日深，在臺北就醫，南老人見到我的模樣，與上海時已大不相同，不禁有黯然神傷之感。他給我介紹了眼科醫生，並且給了我四十元新臺幣，送了我四罐煉乳。自此以後，南老人一直很關心我，每次去臺北，他總要送我一些錢，送我幾罐煉乳。在當時的士兵，能有福氣吃煉乳，實在稀有難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羨慕我有這樣好的一位老師。
由於南老人的鼓勵，我對佛教的信心，也就日漸懇切起來，往往在行軍途中，也能常念觀音聖號，我在今天仍能對佛法有不移的信心和一點成就，南老人的鼓勵是一大原因。
我是出過家的小和尚，到任何一個單位，我都不瞞不隱，最初總是有人取笑，時間久了，反而覺得我是難得的。官長們見我看佛書，最初以為我消極，我把佛書也送他們過目一番，他們便不再批評了，甚至我一位大學畢業的排長，反而改變態度，讚歎佛教文化的精深偉大了。我的處世原則是不鑽營機會，不太露鋒芒，從來不出鋒頭，所以，我並不太受人家的注意，也沒有同事討厭我的；但我不放棄機會，也不小看自己，時時求取向上的努力，所以也能得到長官的愛護。在民國四十一、二（西元一九五二、三年）年間，我有一位姓張的副團長，幾乎要認我做弟弟；有一位姓陳的中校指導員，常跟我研究文學問題。
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十月，部隊整編，我又被通信隊的隊長調到軍部通信兵營，那時我們的軍部，住在臺北東郊的圓山忠烈祠。軍隊的機關越高，流動性越小，也越能適宜於用功自修。因此，那時的我，有一個妄想：希望能以軍人的身分，在臺北市讀高中的夜間部，因我深深地感到，一個人，如果沒有中等以上的學歷和學力，到了任何場合，都會發現自己總比人家矮了一個頭；一個中等教育都沒有受過的人，能夠做些什麼而又能夠學些什麼呢？但是，由於實際環境的限制，那個妄想，始終是個妄想而已，所以直到我退役的時候，每每還在夢中夢見自己已經進了高中的夜間部。就是目前，如以高中畢業的試題來考我，怕還是不能及格，然而我已從其他方面的努力，補償了這一方面的缺憾。
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到了桃園縣的楊梅鎮，我已不再從事通信工作了，我在當文書上士了。像我這樣的一筆歪字，也夠資格當文書！所以除了向下級的行文由我抄寫，上呈的公事，就不要我動手了，這也使我樂得清閒。正因為清閒了，陸軍總部為了趕寫教育計畫，向各軍軍部調用文書，好的文書上士，文書官不肯放，我這個蹩腳貨，就給派去出公差了。到了陸軍總部，飲食比我們的部隊辦得好，同時，每寫一張蠟紙，還有五毛錢的報酬，我倒蠻願意多寫幾天的。想不到，一天下來，就被一位負責我們的上校，很客氣地「請」我回原部隊去休息休息了！
但是，我在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卻對文藝寫作，幾乎入了迷，所以也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我是選的「小說班」。用心地研讀講義，用心地寫習題，也用心地讀小說和寫小說。特別還著重於文藝理論的研究。那時的我，幾乎也自命不凡地以小說家自居，其實，那時的臺灣，文藝風氣雖然很盛，作品的分量，卻是輕薄得很，何況像我這個既無學問基礎，又沒有實際經驗的毛頭小伙子呢？但在當時的我，很有雄心要得小說獎哩！結果，應徵了兩次，沒有得獎，也沒有入選，直到現在，反而放棄了這一方面的努力。
▲同在軍中的三個出家人，右起了中、作者、田楓（此人已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