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
一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年底，不安的氣氛，漸從華北南移而過了長江，江陰要塞失守之後，南京也跟著撤退，報紙上的消息，天天都是壞的，國軍的路線，也天天都在「轉進」，杭州一失，上海成了陸上孤島，交通只剩了水道與空道。有錢的由空中離開，錢少的買船票離開，無錢的只好睜著眼睛等待，聽天由命地等待。但也非常奇怪，上海的人往廣州、香港、臺灣，鄉下的人卻又源源不絕地往上海湧進來。有的鄉下人，已經被共黨解放兩、三次，但仍一路解放一路還是往外跑。明明知道希望很小，他們卻仍冒著砲火一直向外跑，我有一個同學，在江北解放後跑到鎮江，迫於時勢，再從鎮江到蘇州，最後又從蘇州到上海，終究他還是沒有離開大陸！
▲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初春於上海，前排為作者與妙峯學長（左），後排中為了中學長。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後，有眼光的人，都知道國民黨軍隊的大勢已去，故也做著應變的準備。白聖法師的眼光很遠，他知道時局動盪，他也知道他上海的那班對頭──地痞流氓，如他不走，上海生變之後，當必死路一條。所以他預先到臺灣看了一趟，並由妙然法師同往，頂下了臺北的十普寺，以備後退的餘地。
白聖法師從臺灣回去，寺內寺外，都有人注意他，都怕他偷偷地再去臺灣，白聖法師卻運用他的機智，逃出監視，離開了上海。
白聖法師走了之後，我們慢慢地發覺道源法師也走了，聽說南亭法師與智光老和尚也離開了上海；接著圓明法師也不見了，監學守成法師也和他的高徒魯愚以及幾位年紀稍長的同學都走了，有的乘船，有的乘飛機。最早走的搭火車，先到廣州，再去香港（到香港有的還了俗，有的因為無處容身，乾脆上了基督教的道風山）。在學院中，群龍無首，佛事清淡，收入不敷開支，找到持松法師，由持松法師的一位皈依弟子每日送來一塊大頭作為大眾的菜金。學僧不上課，早晚殿堂也自由，好幾個執事均由學僧中提拔擔任，每聞鈴聲並非上課，而皆是開會，開會的結果，總是一致的譴責白聖法師，說他把靜安寺學僧的血汗錢，拿到臺灣去了，而把我們丟下不管了。罵得最多的是本光法師，召集開會次數最多的，也是本光法師。
學僧，一天天地少了，有一家佛學院的同學，老早就給我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大家踴躍從軍，說是衛教報國的最後關頭到了，並說孫立人將軍在臺灣訓練新軍，孫將軍也歡迎我們僧青年去加入新軍的陣營。我們把那封信貼在布告欄裡，大家圍著看，大家也都在猶豫。此時靜安寺內也駐有聯勤總部的一個補給單位，而且都是些軍官，他們倒給我們洩氣地說：「當兵有啥好處，我們當了數十年要想不當還沒有辦法哩！」再說，靜安寺自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開始，被一個團管區司令部借住，故也經常駐有一批一批的新兵，是抓來的、是抽來的、是賣壯丁來的，他們那麼苦、那麼慘，行動沒有自由，連解小便都要喊報告，都要由班長用步槍裝上刺刀押著進廁所。吃的飯，米糙得像麥子，他們還要搶，才能吃個飽。穿的破爛不堪，像是一群叫化子。這使我們不寒而慄。
但在靜安寺的大門口，掛著好多臺灣新軍的生活照片，同時也在招收青年志願軍。臺灣新軍，從生活照片上看，的確生龍活虎，朝氣蓬勃。可是我們沒有一個報名的，一則大家還在觀望，二則和尚當兵，總覺不是辦法。守成法師一向對我很好，在靜安寺他很愛護我，所以還有同學造我的謠，說我拜了守成法師做乾師父，真開玩笑！但他來到臺灣之後，還給我寫了兩封信，要我也來臺灣，並願代我辦理入境手續，故我也寄了一組照片給他，至今他還保留著。但我無錢，奈何怎得買票上船，那時到臺灣的船票，每張已賣到二十五個大頭，我連做夢也找不到這筆款子的。我在靜安寺，做佛事的幾個單銀，多半上了舊書攤，我的財產僅是兩箱子書，這些當作廢紙拍賣，人家也嫌沒有地方來堆哩！再回滬西的小廟，向我師公與曾師祖開口，他們卻說：「這個年頭，往那裡逃也是一樣。如果靜安寺解散了，你可以回來住。」
其實，二十五個大頭，談何容易！這時的上海，大家都在準備應變，除了死人，殯儀館可能尚有堂把佛事，其餘的人，誰還有心思做佛事超度亡靈呢？大聖寺的佛事清淡了，住眾卻是一個也沒有少。所以，我的奢望，註定是要碰壁的。
但是，在政府方面的決心，還是很堅定，大聲疾呼地喊著「保衛大上海」的口號，報紙上、電臺上，街頭巷尾的牆壁上、電桿上，乃至公共汽車上、電車上、三輪車上、黃包車上，也都貼了類似的標語。因此，上海的市民，也開始動員訓練了，凡是及齡的壯丁，都編著次第，接受軍事教育。我們靜安寺的學僧，論年齡，個個都有接受這項軍事教育的資格，因此，第一批五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儘管政府在雷厲風行地搜捕共黨分子，共黨分子在上海的活動力，卻仍有增無減，幾乎在每一家的大學與中學裡，都有著數目相當可觀的所謂「職業學生」，罷課、遊行、請願、鬧學潮，鬧得天翻地覆。
時局，已緊得不能再緊了，上海全市的市民，都可以清晰地聽到市郊砲聲了，上海全市的六百萬市民，都被即將來臨的戰禍驚得無以自主了，每一處街頭巷尾，都堆起了沙包，看樣子是在準備巷戰了。
我們的同學之中，已有幾個人在招兵站報了名，脫下了僧裝，住在四明路大通路口的楠木倉庫，他們雖是新兵，因其不是抓來的壯丁，所以行動很自由，並在便衣上貼了一張表示部隊番號的符號，便可享受電車與公共汽車免費乘車的特權，他們吃飽飯就到處跑著玩，也常回到靜安寺來看看我們。我看他們的心境，要比我們平靜得多，他們反正是在等船，反正會到臺灣去的，所以樂得安心。他們是關振、田楓、王文伯、何正中，其中的何正中現已再度出家又受了一次比丘戒，便是十普寺的明月法師。
因此，我們的嘴上，都在嚷著去當兵的口號。因此有一位同學對我說：「常進，你去當兵我也去。」就這樣，我真的決定當兵了，由於我的決定，了中同學也跟著決定當兵了。於是，我把較為重要的書籍，送到我在曹家渡的俗家哥哥處去，棉衣和夾衣則隨手送給未走的同學，有一件很好的夾袍，我要送給一位名叫妙融的同學，他竟流下淚來對我哭，先是不肯收，後來他說代我暫時收下，等我從臺灣回去再還我。
我也相信，國民黨的軍隊撤到臺灣，一年半載，時局就會平靜下來。
那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的下午，我與另外幾個同學，向尚在靜安寺留守的秀奇法師、本光法師、林子青居士告了假。本光法師曾在金陵大學教過書，他對我很有好感，因為聽他的課，在同學之中，我的筆記是做得最完整的一個，所以頗有依依之情，但他終於說了兩句話：「以你求學的精神，去做你要做的事，你會成功的。你既要走，其他的話我就不必說了。」
▲作者與了中學長（左）合影於上海。
林子青居士，就是曾來臺南傳戒當教授阿闍梨的慧雲法師，他可能是我們學院老師之中學問最好的一位了，他的國文、外文、佛學、文學，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人品好、風度好、學問好，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我向他告假的時候，他是一臉的苦笑；臺灣對於他，並不陌生，在日治時代，他到臺灣曾被日本軍閥當作中國的間諜下過牢。他仰起頭想了一想，才對我說：「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願你鍛得更加堅強。」
好多同學都跟著我們前前後後地轉來轉去，最後，向他們告了假，我看著他們那種惶惑、悲戚、依依不捨而又無可奈何的表情，我的情緒非常激動，我真想哭，我真想大聲地痛哭，思前想後，我都必須痛快地大哭一場！但我畢竟是去當兵呀！就不能表現得英勇一些嗎？
然而，當我乘著三輪車，帶著一捲極其簡單的行李，出了靜安寺的大門，回頭再看看我那生活了兩年半的「學僧天地」，發現好幾個同學還在向我們連連地搖手時，我的眼淚再怎麼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