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僧的苦悶
靜安寺，從歷史上說，那是上海最古的古剎，雖然經過歷代的變亂摧殘，寺中已經無法找到一樣數百年以上的古蹟，如果說它尚有什麼古蹟遺留下來的話，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廟會香期。
這是純粹佛教化的香期，因為它是農曆四月初八的佛誕節。這與神廟的廟會，有著許多的不同，第一不唱戲，第二不供葷腥，第三不遊行，第四不發仙方不出籤條。但是，從四月初七的下午，直到四月初九的下午，敬香的、還願的、遊覽的、看熱鬧的，簡直是人山人海，通宵達旦，川流不息。
▲作者十七歲時與守成法師（右）合影於上海。
這對於靜安寺的利益不小，最大的收益是出租攤販的位置。從初五、六裡開始，寺內的執事及茶房，便在寺內寺外的屋簷下及路邊上，用白漆劃定了攤位，編定了號碼，分成了等級；許多的食品廠、家具店、玩具公司、百貨公司、飲食販等都會自動來寺接洽，而且唯恐不及。
靜安寺雖也擁有不少的土地，可惜老早已被原先的靜安寺子孫，長期租了出去，每年所收象徵性的租金，實在可憐兮兮。
因此，學僧的生活及常住的開支，全靠經懺佛事來維持，經懺佛事的收入是有限的，主要的還是由於做經懺佛事而來的租廳開弔與代辦素席。
靜安寺除了執事教師與茶房之外，只有學僧，學僧是學僧，但也是做經懺的清眾。不過時間安排得很好，學僧每天有兩支香的行持，不論有沒有佛事，不論開不開牌，大家一律參加，每天一律拜兩支香的大悲懺，有一堂佛事就有一堂人去靈前早晚迴向兩次，中午上供一次，若有二堂三堂，至翻堂，也是這麼多人，拜這麼多懺，維那開牌是輪著來的，不過會做佛事，能敲磬的，能戴毘盧帽的，機會多些。晚上自修課，如果有焰口，便放棄自修而去放焰口。凡做佛事，開到牌的，都有單銀，只是單子很低，比如我是比較會做佛事的學僧，除了不能坐正施食，樣樣都可以，收入單銀已可列為二、三等，但我記得，每月發一次單銀，只能買到三、四條的固本牌肥皂，想買一部《辭海》，要積蓄好幾個月，要添一件長衫，幾乎要等上半年。上海佛事，一般的單子低，我們學僧則更低。因為我們是以求學為主，學院的一切開支，全由佛事中來。學院的教職員則不發薪水，而以拆分小賬為報酬，佛事多，素席多，小賬也多，否則，便少。這一制度，似乎只有當時的上海才能行得通。
我們學僧的生活，以一般來說，已是水準以上的，京滬線上乃至浙江的幾家佛學院，生活過得都很清苦，我們靜安寺則得天獨厚，天天都有四菜一湯，常常也有人來打羅漢齋與豆腐齋。
我們的講堂，也是很講究的，先是平房加天花板，後來翻成二樓，四壁粉刷油漆，一片潔白光亮，晚上是用的日光燈。講堂裡還有一架鋼琴，偶爾也請個把音樂師來教教我們的歌唱，〈三寶歌〉是每晚點名時必唱的。
我們的書桌一人一張，並有兩個抽屜，各人可以加鎖，桌上漆得黃澄澄的，每一張學僧坐的靠背椅子也是漆得黃澄澄的。
我們有好幾份報紙，比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和平日報》、《申報》、《大公報》，幾乎都有；另外還訂有好幾份學術性的及文藝的雜誌，但是，同學們好像除了文藝以外多不感興趣，我對於那些報章雜誌，幾乎也都是陌生的，我消化不了它們，故也很少去看。
當時佛教的刊物不多，但也不能算少，比如《海潮音》、《覺有情》、《弘化》、《人間佛教》、《中流》、《世間解》等的佛學定期刊物，我們都可經常看到。
到了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後，我們靜安寺的學僧也創辦了一個刊物，定名為《學僧天地》，籌備將近半年，到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元月才創刊發行，由學僧而發行鉛印刊物的，那是先鋒了。因此還得到慈航法師的鼓勵與同情，慈航法師特由南洋寄來一篇文章，也寄來了錢。其實，如果不是我們學僧做經懺，由同學組織，也由同學出錢，刊物是出不來的，不過白聖法師的支持很多，常住上也有補助。
《學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一屆學僧畢業之後，便中止了。本來是月刊，但是第五號出版之後，一直拖到十一月才把第六期印出，算是壽終正寢。前面說過，我是一個蹩腳生，但在《學僧天地》的六期之中，竟也發表了三篇短文。
在我們發行《學僧天地》的期間，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新僧半月刊》，原為焦山佛學院的同學宏度、星雲及煮雲等也發行了油印本的《怒濤》月刊，一時之間，學僧辦刊物，蔚為風氣。當然，我在當時，一切都在幼稚中，一切都在跟著老同學們學著走路，但我知道，由於《學僧天地》的創刊，聯絡了京滬各學院的同學，也促進了彼此間的感情。所採文稿雖以本院同學為主，但對外來的稿子也予優先發表，那時常州天寧佛學院的來稿最多，其餘如漢藏教理院、武陵佛學院、上海佛學院，都有來稿。可惜後因幣制貶值，物價暴漲，又加上人事的更動，這份刊物便夭折了。
靜安寺的學僧，每一學期終了，總有幾個要走的，每一學期開學，總也有幾個新的來，最多時五十多人，最少時三十多人。這種情形，可謂天下烏鴉一般黑，每一家佛學院都差不多，可能以上海的情形特殊，故也特別顯著。因為沒有統一的教育計畫，到處都是一樣，除了自己用功，否則也只是混混而已。
在好多老同學的眼光下，靜安寺佛學院是很不理想的：位於市區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寧靜，更談不上如律的軌範，因為要做佛事，管理再嚴，也是嚴不起來。所以我有幾位已經來臺的老同學，他們去得很晚也住得很短，所以很少提到曾在靜安寺讀過書的。但在我這個福薄的人來說，對於靜安寺的生活，卻是念念不忘，我能有今天這樣的因緣與些微不足道的一點成就，乃是由於靜安寺的播種而來。
我進靜安寺，密迦已經入獄，據先去的同學告訴我，密迦對於學僧是非常愛護的，常住的經濟雖很困難，但總一切為學僧的生活著想，佛學院的基礎，完全是他打下的，講堂桌椅都是他做的，他還為學僧每人發了一條毛巾毯子，用來整潔內務，我去雖晚，但也分到一條。原因是只能在院使用，出院則繳還監學。
白聖法師接任之後，雖然經常在與流氓鬥法鬥智，但對我們學僧的生活也很關切，輪到他來做精神講話，總也要問問學僧的生活，以及學僧對於生活的意見。學僧提出要求，如果是合理的，他也沒有不接受的。比如我們要洗澡，去浴堂洗澡的錢，皆由常住負擔；我們要做春季旅行，包兩輛大客車，做竟日之遊；我們要聽某某法師講大座，便由常住叫專車接送。我們集體遊覽過上海市的好多名勝，我們曾去枕香閣聽南亭法師講《法華經》，也曾去圓明講堂聽圓瑛法師的《楞嚴經》，南亭法師之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為去聽了一次經，他見我年紀最小，故在下座之後，特地問了我幾句話。
但在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後開始，學僧的情緒，漸漸散漫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佛學院畢業，並不能夠真的成為講經說法的法師，即使能夠講經說法，在此動亂的時代中也不會有人請你。出家人皆賴經懺為生，未來的社會，必將不容有此生活方式的存在。於是，同學之中，有的還俗去讀新聞專校，有的轉入可以收留出家青年的興慈中學，有的則乾脆去做工了！
人心非常苦悶，學僧的心更苦悶，以致在舉行畢業典禮中，有一個同學拿到最後一張畢業證書時，竟當場撕毀，到第二天，就捲起行李去當兵了。
這些，我都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同時想著，我們究竟應做何種打算？這一念頭我在民國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虛大師逝世之後，我們集體由玉佛寺送至海潮寺火化回去的路上，就已想到。太虛大師為僧教育奔走一生，當他捨報之時，僧教育仍未見出可資樂觀的希望來！出家人到底應該怎麼辦？誰也不能下一句斷語。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首屆學僧畢業之後，多半學僧仍然無處可去，院方便舉行了一次甄別考試，分成兩班。我也很奇怪的，竟然考取了研究班，有幾個老學僧卻仍留在普通班。研究班一共只有十多個學僧，分班上課一個學期之後，已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開始了，昏天黑地的大動亂也開始了，教的人沒有心教，聽的人也沒有心聽，老師與學僧，來的來，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態，也就無所謂分班不分班了。同時，學僧也很少上課了，大家都在為著即將來臨的戰禍擔心。
其實，我們到了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生活情形就變了，好像都在做著應變的工作和準備。好幾個佛學院關了門，好幾處的學僧也到了靜安寺。比如乘如（自立）、惟慈（日照）、妙峯、魯愚（幻生）等同學都是後來從武陵佛學院去的，了中則去得更遲。
學僧除了象徵性的上幾堂課，有佛事的做佛事，沒有佛事的，為了應變，便學習手工藝，把原先的教務處，改成了工作場，常住買了十幾架手搖織襪機，請了一個織襪匠，專教學僧織襪子。可惜，我對學織襪子，尚未學出師來，便離開了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