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與我
上海外灘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間，那尚是汪精衛偽政府統治的時期。第二年夏天，我又回了狼山。
上海這個地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千二百多年以前的戰國時代，那時是楚國春申君黃歇的封邑，所以又稱為申江，本來只是一個縣名，又因縣北有一條河流叫作滬瀆，所以也可簡稱為滬。到了清朝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因為林則徐燒掉了英國人從印度運至廣州，用來換取中國銀子並毒害中國人民的大批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打敗了中國，訂了中英江寧條約，中國從此奉送了香港，也開放了五大海港，稱為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建、寧波、上海，從此，上海便成了外國人吸吮中國血的一個下口處和一根輸血管，洋貨內銷，金銀外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英、美、法的「租界」，也在上海次第成立；那是中國領土內的外國世界，在中國地界犯了法，乃至姦淫殺戮了中國人，進入租界，便有「治外法權」的庇護，中國人對他們就莫可奈何！因此，外國人在上海的橫行霸道，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才算解了凍，放了手。但是，上海這個地方，似乎也就因禍得福，現代化的建築，機械化的工業，電器化的生活，當初是為了外國人自己的利益，最後卻成了中國人意外的收穫。
說到中英條約，也能使我們想起，在那次的國恥之中，基督教的傳教士，得到了條約的保護，大批地湧到了中國各地，在他們「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的「傳教」聲中，中國原有的習俗與宗教，特別是佛教，到處受到了破壞，致使引起中國人民普遍的不滿，教士受到中國人民的「懲罰」，教案也就頻頻發生，每次教案之後，總還是中國倒楣，一次又一次的條約簽訂，一次又一次的鉅款賠償，在傳教士與列強帝國主義的配合侵凌之下，中國那得不窮？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卻把基督教當作大恩人來逢迎了，想來真是一大諷刺。
當然，基督教是宣傳博愛的，是主張「愛敵人」的，在今日的美國，基督教在「靈的多元主義」的信仰下，也都能夠互相容忍，表面上也都能夠相互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在一百數十年以前，耶穌先生騎在砲彈頭上飛到中國來的時候，那副面目，該是多麼的醜惡！
基督教是不主張殺人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時代，外國的傳教士們，為了達到在中國傳教的目的，不惜為朝廷製造火砲，取寵皇帝，而轟殺朝廷的敵人──中國的人民，比如羅如望及陽瑪諾為明熹宗製砲；湯若望及羅雅谷為明毅宗製砲；南懷仁為清聖祖鑄造鐵砲等等。我真弄不懂，難道說，這些就是基督教所謂「博愛」精神的表現嗎？民國以後，由於倒戈將軍馮玉祥信仰基督教，竟然沒收了河南大半的佛教寺產。也許，這就是基督教的本質──富於排他性、獨斷性、暴力性，為達目的而可不擇手段的本質罷！正如近代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對於基督教的批評所說：「就基督教逐漸減少迫害的限度而論，這是多虧了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勞績，他們曾經使那些獨斷主義者減少獨斷。倘若他們今日還是像昔日一樣的獨斷，他們會仍然覺得有理由去把異教徒燒死在柴堆上。」（見世界書局《美國的宗教》一八八頁）
在俄國大文學家托爾斯泰的自傳裡，對基督教的信仰，也有這樣的批評：「那些當眾承認信仰正教的人，大概都是那些愚鈍、殘忍和自視甚高的人。能幹、誠實、可靠、良好性情道德行為等，反較常見於不信仰的人們之中。」
我無意反對基督教，只是從中國近代史的問題上，順便談談而已。現在，讓我們把注意點，拉回到我的本題。
上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神奇而感到驚異的，我在黃浦江裡的船上，就已見到了一排排高大的洋房，那樣高高低低，好像是層巒起伏的山嶺，我真懷疑那些洋房是怎麼起法的？沿著外灘的碼頭，一列一列的電車，像是活動的房屋，在鐵軌上發出「吃剎吃剎」的怪聲，車頂上的電桿，像是鄉下姑娘的長辮子，偶然從電桿與電線的接觸處，冒出一片刺眼的火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汽車，一長陣一長陣地奔來馳去。黃包車，在碼頭旁邊擠得滿滿的，那些光腳赤膊的車伕，見我們的輪船靠上碼頭時，都已離開了他們的車子，湧到了檢查站的閘門口。迎接旅客的人，除了車伕，還有許多旅館和客棧的茶房，只要一出檢查口，就有許多人蜂擁而上，搶著替你提箱籠夯行李，嘴上雖然說的很客氣，行動卻是極粗魯。為了爭一個旅客，他們之間也可能打上一架。如果是一個第一次到上海的鄉巴佬，簡直會被他們的舉措嚇呆，他們不是拉生意，而是名副其實的搶交易，要是耳目略微遲鈍，一轉眼，你的行李會被他們搶得不知去向了。
那次，我跟著朗慧師公初到上海，雖然都是道地的鄉下人，好在有一位狼山的信徒，乃是「的的刮刮」的上海人，由於他的陪伴同行，我們是「篤定泰山」了，非常順利地喊了兩部黃包車，一直拉到了滬西憶定盤路的大聖寺。
坐在黃包車上，使我盡情地做了一次對於上海市的遊覽觀光。上海市的範圍，的確大得驚人，從外灘到滬西，黃包車走了個把小時，若從滬西一直走到徐家匯土山灣一帶，只怕還得加上一倍以上的時間。看看黃包車伕，臭汗淋漓，氣喘如牛，可見這一碗飯是多麼難吃，坐在上面，真覺得於心不忍。
我們有一座下院在上海，它沒有恆產，僅靠做經懺維持門庭。由於南通的狼山缺人照顧，故在半年之後，便把我送了回去。可是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又有戰爭在江北展開，山上無法安身，所以到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次到了上海，從此以後，就沒有再回過南通了。
不久，狼山各房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上海，上海的兩座大聖寺，就做了狼山子孫的避難所。
兩座大聖寺的歷史都不久，滬西的一座，到抗戰期間才由一班在上海經商的南通人，發起籌建，聘請我的曾師祖貫通老人擔任住持。
滬西大聖寺，在範圍及氣派上，都比虹口的大，重疊著起的一座大殿及一座天王殿，尤其是天王殿，既高又大，普通的三層樓，沒有它的高，它有三大間，中間供彌勒與韋陀，兩邊兩間，可以同時容納二、三十桌的筵席。正殿兩側有兩排廂房，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的住宿。大聖寺的大門對著原來是法租界的海格路，進出道路卻開在右側的憶定盤路，門牌也屬於憶定盤路，因為抗戰勝利之後，失去了有力的護法，沒有錢，買不起地，築不起路，朝向海格路的出路，都被人家興建起了十多層高的大洋房，所以，此路不通了。即使寺內的裝飾和油漆等的工程，也都停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