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哀父母
母親對於我的照顧，一直到她死了之後，還在庇蔭著我，處處為我著想。至於我這個兒子呢？我竟想不出曾有過表示孝心的事。所謂「樹欲靜兮風不止，子欲養兮親不待」，母親沒有等待到我能夠有力奉養她的時候，她就去了！事實上，縱然她能一直等到現在，在現實的局勢下，我又有什麼辦法去奉養她呢？可憐，我連母親的忌日是那一天，都不知道啊！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的冬季，學院放了寒假，我決心要回俗家走一趟，但是，當我乘火車到了無錫，因為新四軍的勢力已經到了我的家鄉，內港沒有船了，公路的汽車也不通行了，要是步行回去，第一路途不熟，第二危險很大，在百多里的旅途之中，隨時都可能遇到變故。不得已，只好折返了上海。
過了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農曆新年，我俗家的人，多半都到了上海，他們是我的三個哥哥、兩個姊夫、一個嫂子、一個堂姊、一個表姊。鄉下鬧得天翻地覆，所以老百姓都活不成了，大家都來上海餬口了，家裡僅留下父親一個人。我問他們，父親的情況怎樣，他們只說老年人總比較好些，大概不會有危險，其餘的，他們也不得而知。他們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險，步行到上海的，從家鄉到上海，晝伏夜行，忍飢耐餓，費時半個多月，也是夠他們苦的了。
然而，當我要報名從軍的前夕，去曹家渡的一個亭子間裡看他們，他們又準備著步行還鄉了。這時的共軍已經控制江南的大局，並且已到了崑山。他們聽說對於自動還鄉的人一律寬恕，否則，等到迫令還鄉，性命就難保了。唯有一向在上海擺豆漿攤的大哥，他是聽天由命，不動聲色。因此，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俗家的人，又僅剩下我大哥一個人在上海了。我將部分東西裝了一箱，留在他那裡，並且請他代我向父親告假，說我已經去了臺灣、還了俗、當了兵，能否再有相見的機會，誰也不能預料，請他老人家保重，也請幾位哥哥好好地孝養父親。
一晃之間，我來臺灣，已是十八年了，父親如尚健在，也該是七十八歲的人了。但願他老人家在三個哥哥的孝養中，晚景很好，過得很平安。然而，誰又能夠如此的肯定呢？何況，我的父親在他五十多歲以後，就已患了胃病！
我的父母雙親，現在何處呢？究竟怎樣了呢？父親的健康？母親的靈？
《詩經》的〈蓼莪篇〉說的：「哀哀父母」，我豈不就是那樣的人嗎？在生之時不能奉侍孝養，母親命終又不能奔喪。縱然那天是我父母的壽辰，我也不得而知呀！
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作為一個出家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我唯有每天在佛前為父母的健康和超昇而祈禱。
在廣大的人海之中，我的父母實在算不得什麼，既無赫赫之名，也無什麼建樹，乃至連對子女的教育費用也籌措不出。但是，人間的安立，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我的父母，乃是標準的普通人，是安分守己的平凡人物，沒有強烈的欲望，對於生活卻從不失望。
我曾聽父親常常勉勵我們兄弟：「一群鴨子在河裡游，各有一條路，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不游就沒有路。但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不要嫉妒他人，也勿輕視自己。」
有一次，幾位鄰婦和我母親聊天，忽然有人拿我來做評論的對象，有一位鄰婦把我預言得不能再好，另一位卻不以為然，她們最後的結語是在好壞兩可之間：「好則住在樓上樓，不好則在樓下為人搬磚頭。」我的母親這時也說話了：「樓上樓當然好，搬磚頭也不錯，只要他不做賊骨頭，我就放心了。」當時聽得大家哈哈一笑。
現在想來，父母的話著實夠我受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