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
我出家之後，直到如今，一共回了三次俗家。
第一次，就是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夏天。
第二次，是在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的秋天。
第三次，是在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那時候，我已離開了小廟，已經進了上海靜安寺的佛學院。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回俗家。那次，因為我的母親病危，特別派我的三哥到上海接我。那次，我是在氣急敗壞的情況下，向學院裡請准了假，跟著我的三哥連夜趕回鄉下去的。
我們乘的是火車，那是我第一次乘坐了京滬線上的火車，坐了三等車廂的夜班車，從北站乘到無錫，下了車等了三、四個小時，才天亮。我的三哥，在鄉下是蠻靈活的，到了上海，竟顯得土頭土腦，那副鄉巴佬的神情，卻又處處為我著想，把我當作公子哥兒，他自己好像是個跟包的聽差，在他以為，在上海念佛學院的「小老爺」，一定不能像小時候那樣地經得起折磨了。買了三等車廂的車票，他老覺得對我不起似地，上車之後，到處為我找座位，但是，車廂裡早已擠滿了，跑車幫的男男女女、綑綑包包、籮籮筐筐，以及一些苦力和軍人，又到那兒去找座位呢？他從頭一節車廂擠到末一節車廂，也沒有找到一個空位。最後，還是一位好心的軍官，給我讓出了半個位子。至於我的三哥，他就坐在那位軍官的行李上面，那位軍官，真是一位好心的人。
從無錫換乘內港航行的「小火輪」，秋季的內港水路很淺，水底到處長著像孔雀尾似的水草，汽艇的葉槳，不時地跟水草糾纏，航行了一程，必須停下來清理一次。內港的兩岸都很高，港面不太寬，秋天的太陽又是有名的秋老虎！就這樣行行又停停地航了一整天，受了一天的罪，到天黑之後，才算航到了不能再向前航的地方下了船。
我和三哥抵達家門的時候，已是午夜時分了。
俗家的四周，除了唧唧的蟲聲，靜得幾乎使我感到恐怖，但也沒有什麼不幸的跡象可以看到。三哥要我放開嗓子叫門，好讓父母高興一下，我就照著做了：「阿爸，開門哪，我和小阿哥回來啦！」
屋裡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一絲動靜。當我喊了三聲之後，父親才應聲出來。父親把昏黃的油燈撥亮，他顯得很疲乏、很蒼老，帶著憂慮而又欣慰的表情對我說：「你們的娘已盼望好幾天了，這幾天，天天都在念著你，她說今晚，你一定能夠到家的，所以一直沒有睡著，剛才我還沒有聽到叫門，倒是你們的娘把我推醒了。」
阿彌陀佛，感謝佛菩薩的保佑，母親尚能見到我哩！我聽完父親的話，心上的一塊石頭，總算放了下來。
當我迫不及待地走到母親的床前，我還沒有開口，倒是母親先喊了我的名字。她的神情，顯得很愉快，雖然一個像小山似的大肚皮襯托出那張焦黃而乾癟的臉龐，看來令人心酸。
「不要緊的，我的病，前天有人送來一張專治水腫的祕方，吃了些時日就會好的，今天我也覺得舒暢了一些，精神也好了一些，要是一直像三天以前那樣，恐怕今天我已見不到你了。」
我尚沒有想到應該用怎樣的話來慰問母親，倒被母親首先安慰了一番。我正想說一句什麼話的時候，母親又接著往下說了：「早曉得如此，你小阿哥的這一趟上海，也是多跑的，害得你急急忙忙地趕了回來。其實嘛，生病等於享福，我一生難得休息十天半月的，這一來，我倒可以安安靜靜地什麼事也不用去做了。唉！只是辛苦了你們的爹，裡裡外外，都由他去張羅，前幾天我病重的時候，一連幾天幾夜，他都沒有閤一閤眼，要是我再不好，只怕也要把他累倒了！」
聽到這裡，我真想放聲大哭，我還能說什麼呢？俗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當父母老病了的時候，我們做兒女的，竟然不曾發生絲毫的作用！父母時時為兒女著想，處處替兒女打算，做兒女的又為父母著想了多少，為父母打算了多少？母親到了這樣病重的時候，始終沒有為自己擔憂，倒是體惜她的兒女、體惜兒女的父親。
母親見我在暗暗地飲泣，於是，她的語調，放得更加平靜、更加慈祥了：「你難過什麼呢？你姆媽不是還在好好地和你說話嗎？你回來了，我比什麼都高興，你比幾年以前長高多了，今天夜深了，你們兄弟倆在路上也很辛苦了，到明天，再讓我仔細地看看你。不要哭，又不是十歲、八歲的小孩子，見了久別重逢的姆媽，還要訴苦嗎？」
經過母親這麼一說，我倒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一個出家數年的人，感情還會如此的脆弱。可是，直到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不免要淚眼模糊地俯首啜泣！
的確，我的回家，對於母親的病，很有幫助。我天天陪伴著母親，許多的事，母親都希望我替她做。母親有著說不完的話要對我說，每次說了幾句又不往下說了，似乎，由於我的出家，已使母子之間隔了一道牆壁。但她告訴我一些有關我童年的往事，聽了那些非常可笑的事，我笑，她也笑。我勸她念佛，她說她已念了很久了。她對我的一串玻璃念珠很喜歡，拿在手上不停地數，可惜那是我向監學守成法師借的，回上海時又向母親要了過來，沒有能送給她。她的睡眠增加了，飲食也增加了，有時也能勉強著坐起來了。她看看自己的大肚皮，往往會從嘴角上泛起一絲苦笑，因為她也知道，凡是害上了這樣的病，在一個鄉下的窮人來說，痊癒的機會根本是非常的稀少，什麼藥物、什麼祕方，頂多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同時，母親也很相信「藥能醫病，不能醫命」。所以她也坦然地對我說：「今年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了，你們兄弟姊妹也不用我照應了，能趕在你們爹的前面先走一步，倒是我的福氣。……」說到這裡，她便曳然而止，不再往下說了。但我已經聽出她的弦外之音，那就是養兒育女不中用，老倆口子還得相依為命，如果晚走了一步，臥病之後，又有誰來悉心地照顧？我是不用說了，我的三個哥哥，老大、老二，都已分開來住，老三雖跟父母住在一塊，也有妻子的生活負擔，一天不做一天不能生活。縱有孝子，豈有老伴那樣地體貼。父母看兒女是肉裡的肉，兒女看父母是皮外的皮，雖然是一樣的痛，痛的程度卻不同！我的母親，豈不是已經體驗到了這一層道理？
我不是善於流淚的人，當我想到這裡，竟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我雖希望在家裡多住一些日子，我的身分、我的學業、我的假期，卻要把我從母親的身旁拉走。在家伴著母親住了半個月，母親的病況，沒有惡化，心情雖較開朗，但也沒有痊癒的跡象。
我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母親也天天問我為什麼還不走？她是不希望我走的，卻又硬要趕我走；為她自己著想，為我前途著想，她是矛盾的、痛苦的。
終於，我是走了。終於，我也得到了喪母的噩耗！
那是過了兩個多月，接到了我二哥從他做工的紗廠打來的電話，那是上海小沙度路的一家拉絨廠，他說他與大哥、三哥，在農曆九月上旬，已經把母親的後事料理定當，請齋公做了一天「道場」，母親的靈柩，暫時葬在我家附近的租田上，三年以後，再將遺骨送到張氏祖宗的祖墳中去。他說，因為遵照母親的遺命，沒有通知我回鄉奔喪，一則顧慮我的學業，再則顧慮路上太亂。但我深深地抱怨，家裡為什麼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