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印光大師時代的佛教狀況
第一節  清末的時局狀況
佛教的發展，和時代及地區的習尚，密切相關。情末的時局狀況，對佛教的學風，有深刻的影響，自是無庸贅言。但清末的時局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自西元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清廷對外的戰爭及交涉，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在列強船堅炮利的逼迫下，除戰火波及之處，民亡、物毀之外．列強藉締結不平等的條約，始則要求通商、傳教，繼則割地、賠款，如有欲求不遂，軍事武力隨之，非達目的不止。至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後，更要求在通商口建立工廠，要求在內地建鐵路，開採礦產，和劃分勢力範圍。使中國有面臨瓜分的危險（註一）。
清廷對內的處境又如何呢？自干、嘉的盛極而衰，因耕地不足，及龐大人口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於是有白蓮教大規模的叛亂，費時八年（一七九六 —一八０四），才告平定（註二）。因戡亂而支出的鉅大經費和兵力的耗損，促使清廷統治的危機加深。更因鴉片戰爭爆發，外力入侵，使局勢惡化。接著太平天國的戰事又起，規模更大，東南精華地區悉淪入戰火區，人民被災流離，田園荒蕪欠收；雖力會國藩、李鴻章的定亂，卻隨即又捲入撚亂的洪流中。而以一九０O年庚子事變，義和團的無知盲動，終於釀成八國聯軍的慘禍。清廷自此，病入膏肓，直到一九一一年被推翻為止，可說，戰禍連年，無長期安定的生活（註三）。
在這種痛苦不堪的歲月中，藉信仰以安慰心靈，便成了民眾自然的需求。印光大師就是出生於這樣的時代裏。
第二節  清末佛教的處境
清末中國佛教的艱難處境，正如時局變亂的內外根源一樣。一方面是鴉片戰爭後，西洋勢力的湧入，特別是傳教士藉此機會，在中國境內大肆擴張，破壞神像、摧毀民族信仰、侵奪教產，造成各地層出不窮的教案（註四）。另一方面，則來自清廷政策上的壓迫，因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O九）在戊戌變法之年，著《勸學篇》，主張用全國寺廟財產與學，作為興辦教育的經費，獲朝廷批准（註五）。後雖由西太后廢止（註六），然始終為各省土豪劣紳所覬覦，寺廟財產被並占者，不計其數。使佛教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
由於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已有悠久深厚的關係，值此噩運時期，激發有識之士，出面挽救，欲使佛教自劫灰中重獲新生。章太炎居士（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首先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０五）發表「告佛子書」，一面喚醒僧徒認清時代，要急起直追自辦學校。一面忠告當時的士大夫們，不應對佛教有此荒謬舉動，應對此世界最高的佛法加以發揚（註七）。
光緒三十二年，江蘇天甯寺文希法師，首創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施以新佛教教育，後雖被保守派所阻擾，事業中挫（註八）；但，楊仁山居士（一八三七 ——一九一一）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數人，研究佛學、漢學及英文。就學緇素中的歐陽竟無、仁山、太虛、智光等，因而成為日後五十年來中國佛教的領導人物（註九）。楊仁山居士被稱為「現代中國佛教之父」（註一O），實非虛譽。
另外，由於日本淨土真宗的介入，引誘杭州地區的中國佛寺，受其以日本政府的保護為名，納入其系統（註一一），引起清廷的警覺。於是兩江總督端方，在宣統元年（一九０九），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校，聘月霞、諦閑兩法師相繼主持教務，培養佛教師資人才。大虛、仁山、智光等，亦曾在此受教育（註一二）。
總之，佛教因受滿清政府的岐視與壓迫，加上西洋傳教士的侵凌，遂激起僧青年的自覺自救。各省既有興學的風氣，僧青年亦能警覺時代變局中的革新之道，於是中國新佛教之風氣，便開始在僧青年中醞釀。
第三節  清末佛教思想
清末的佛教思想，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