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初到臺灣，當時海峽兩岸戰雲密布，人心惶惶，許多僧侶紛紛興起逃避的打算。一天，隨著舟山大陳義胞播遷來臺的煮雲法師攜函前來，說是在普陀山閉關修行的塵空法師寫給我的。
　　
　　塵空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高徒之一，曾經擔任過早期《海潮音雜誌》的編輯。抗戰勝利初年，我在焦山「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受訓期間，有幸得與其親近，他的慈心後學、長者風範，一直令我景仰心儀，頃接來鴻，自是歡喜不已。尤其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有信自遠方來，更是如抵萬金，我迫不及待地拆開展閱……
　　「現代的僧青年，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不要有我靠佛教的觀念……。」
　　
　　當這一句擲地鏗鏘的金玉良言映入眼簾時，心中頓起無比震撼！在那個局勢混亂的年代裡，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隨著西風東漸，耶教開始盛行，加以臺灣佛教徒在當時缺乏正信，只知燒香膜拜，乞求福壽財利，使得佛教淪入迷信之流，自然得不到社會重視。而佛教界本身也在處處打擊僧青年的信心：寺廟不肯接受外來僧尼掛單用齋，求見長老屢遭閉門羹，撰寫文章不准刊出，講經弘法也備受限制……，遑論要靠佛教生存。就在這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處境下，塵空法師的一句話，猶如一帖強心劑，振奮起我的信心道念。是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應該抱持著「佛教的命運操之在我」的使命感！我將這句話謹記在心，也傳述給我的同道，互相勉勵。
　　
　　是年，我從臺中到了臺北，在短短的兩天之內，我曾在南昌路某寺，被一長老責問：「你有什麼資格跑來臺灣？」到了中正路某寺掛單，也遭拒絕，因夜幕低垂，我只有緊緊裹著被雨水淋濕的衣服，在大鐘下躲雨露宿。有一回，就在下午一時左右抵達基隆某山寺的那一刻，寺方接到命令，不准供應我們午飯，其實，我們連前一天的午飯都還沒吃呢！想去投靠成子寮觀音山，途中卻遭大雨沖毀公路，只得忍著饑寒，逗留在車站裡，望著狂風豪雨，心中盤算：不知還有何處可去？
　　
　　灰濛濛的臺北天空，崎嶇難行的基隆山路……，至今回憶起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能咬緊牙關，度過那段難堪尷尬的日子，是因為我對佛教有著堅定無比的信心，我自覺：人為的苦難，正是在考驗我們的道念與毅力；而比起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所遭遇的種種磨難，我們這一點點挫折，真是微不足道。
　　
　　好不容易，終於有一家寺院肯收留我，我開始奉獻勞力以為回報，我每晨拉車採購；我日日清洗大眾浴廁；我一天打八百桶井水供應寺眾；一有空閒，我就掃除庭院落葉；我為病人和老人服務，將亡者抬去火葬；我在大湖看守山林；我在寺中典座行堂……，我沒有大用，但我有佛教靠我的心願，我要讓別人接受我，我才能有奉獻佛教，服務眾生的機會。
　　
　　後來，妙果老和尚問我是否有住持法雲寺的意願，無上法師也有心將靈隱寺交給我管理，慈航法師極力推薦我至天龍寺講經弘法，宋修振理事長鼓勵我到德林圖書館讀書……。由此可見，佛教是溫馨的，佛教是重視人才的，只是我們要先建立起「佛教靠我」，而非「我靠佛教」的決心。
　　
　　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期間，雖沒沒無聞，但也憑著一股「捨我其誰」的奉獻熱誠，為所當為。例如：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在永樂戲院演出「火燒紅蓮寺」，我寫信向她非議劇情誣衊佛教；朱時英居士欲更改《覺群》的宗旨，我提出異議；政府呼籲「取締」拜拜，我撰文反對，主張應正名為「改良」拜拜；我為花蓮大地震奔走募款賑災；我為韓戰的前線官兵寄贈佛書，以紓解數萬義士精神上的苦悶；我向立法院抗議西班牙鬥牛來臺表演；甚至為了弘法佈教的自由，我多次在各地和警察機關據理力爭……，凡此別無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