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因果者所釀成。使因果之理，家喻戶曉，父母以是教子女，師長以是訓生徒，誰肯滅理亂倫，現醜態於明鏡之前乎?唯其世之大儒嘗駁斥之，小儒即深知其非，亦只可人云亦云，以避眾口譏刺。學宮既如是，家庭更莫由談及，竟至一班新學派，完全棄人倫，滅天理，欲與禽獸，了無所異。此其禍不歸之破斥因果者，則將誰歸乎?善哉!周安士先生之言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吾嘗憫世之亂，無力挽救，因陳居士之請，遂略敘其利害之源本云爾。
　　民國十七年戊辰六月釋印光謹撰
　　【譯文】
　　因果報應之說，是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的大權巧。因為如果不提倡因果，就無法得以勸勉善人，懲罰惡人。大概世間只有大賢才能自覺地恪守本分遵循道德，平常的人有誰不願任心肆意，以取快於一生呢?既無前因後果，無論好人惡人，則一死永滅，即便是仁德的唐堯、暴虐的夏桀，也一樣同歸於盡，又何必無繩自縛，小心翼翼地循禮守分，以致做什麼事都感到不自在呢?儒教經史中，有關因果報應的事理，不勝其多。可惜後世的儒者不願深加體察，但見佛經中詳說因果，遂欲與佛家的宗旨有所區別，反指責佛教所說的是虛妄。而不知他們這種觀念悖逆聖道，滅絕天理;不但喪失了治國安民的根本，而且更開啟了犯上作亂的先機，致使後人對禍福報應產生疑誤，埋沒進取向善的道心，都是由於他們這些言論所引起的，真是可憐!
　　清朝以來，博學多聞者，當推江慎修先生為第一，其次便是紀文達公，又其次則是袁子才先生。江先生是一位窮理盡性的隱逸高士，雖然他對佛學未加研究，但他對於佛法也不駁斥，而且深信因果報應。所以對於護生、殺生各種果報，都加以詳盡的記錄，以期啟人善念，消除殺機，即此可以知道他宅心仁厚。袁子才起初排斥佛教，及至中年以後，閱歷日深，居然對佛法生真信心。但由於他一向狂妄自大，懶惰懈怠，不肯親近高人，息心研究，雖於佛法感應事跡，都有所記錄，但他所論說的義理，卻未能完全恰當確切。紀文達公自幼至老，篤信因果，凡所見所聞因果事跡，悉為記錄，敘述詳明，文筆順暢。但由於他絕未研究佛法，每欲暢談深理，有時反而背離實義。這正如佛經所說的，世智辯聰，難以入道。以江、紀、袁這三位先生的博學豁達，尚且不知佛法即自己心法，都未能專精研究而親證之，這豈不是太可惜了嗎!假使他們能稍微抽些空閒的時間，對佛學略為研究，怎能不發大菩提心，專精緻力，宏揚大法，以期自他同出苦輪，同成覺道。又何至於唯以記錄因果事跡，僅為世人開一向善之路而已。然而，就以這些記錄來說，對於改善世道人心也有很大利益了。因此，陳荻洲居士從《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摘錄百篇，擬排印以普遍流通，好讓世間那些不知因果的人，作一殷鑒。
　　因果，就像形聲與影響，從來沒有見過有形體而沒有影子，有聲音而沒有應響的。是以《尚書》上說：「人能順善而行則吉，倒行逆施則凶，就如影子總是跟從身形移動，山谷的聲響問題隨從音聲互應一樣。」那些高談闊論，認為因果是虛幻的人，豈不等於是認定母親決不能生子，子決不是母親所生的謬論嗎?假如世上有這種人，人們必定會把他看成是癡呆顛狂。唯獨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儒者們，讀的是聖賢書，卻不以聖賢言論為準，不以古今事實為準，而竟然以自己的偏執謬見為準。一人首倡，眾人附和。真是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以致世道人心，一天不如一天，乃至於摒棄經教、孝道、倫理，甚而殺父、殺母，不識廉恥，而仍囂張自得。不僅如此，竟還大肆標榜為我等務要歸還大道，不效從前那些迂腐輩，處處拘執束縛，令人一生不能隨意所行，各得自在。自今而後，我等同享自由之幸福，任憑自己的意願，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世上何幸能有我們這些人提出全面改革之說?生而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