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到開始發動的時期。這位脫穎而出的青年幹才與改革派政見不合，不久即被斥出朝。先是熙寧四年（一○七一年）通判杭州。從而使他陷入現實矛盾之中，早就習得的佛教教義最易於在這種苦悶中發生作用。而杭州自吳越以來就是佛教興盛之地，西湖周圍風景優美地區佛寺之眾冠於全國，高僧雲集。僧人中有不少是很有文化教養的人，與蘇軾自然願意相互結交。蘇轍《偶遊大愚見余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一詩回憶說：「昔年蘇夫子，杖履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麋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
　　
　　蘇軾在《祭龍井辯才文》中說：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瑧，禪有璉、嵩。這裡的「辯」，指海月法師慧辯和辯才法師元淨。二人同為明智大師弟子。慧辯（一○一四～一○七三年）修天台宗，為杭州都僧正，講教二十五年，學徒及千人。蘇軾曾為作《海月辯公真贊》和《吊天竺海月辯師三首》。辯才（一○一一～一○九一年），住天竺觀音道場，蘇軾對他與慧辯一樣「敬之如師友」。蘇軾有《贈上天竺辯才師》詩寫道：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勇丈禮白足‧‧‧。
　　
　　可見蘇轉對他的尊敬。蘇轍《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中記載，蘇軾「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瑧」指梵臻，天台知禮高足，住上天竺，後遷金山寺，又為南屏山興教寺住持。《佛祖統紀》卷十二曾記載「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璉」指懷璉（一○○九～一○九○年），師事圓通居訥，與蘇軾為世交。這個人在皇室和親貴間廣泛活動，後來到金山和明州阿育山隱居。蘇軾有《與大覺禪師璉公書》，是為布施蘇洵所藏禪月大師羅漢圖而作；又有《宸奎閣碑》，是為廣利寺中懷璉收藏皇帝所賜頌寺詩十七首的宸奎閣所寫的碑文。「嵩」指契嵩（一○○七～一○七二年），是前面提及的《輔教篇》作者，為雲門緣密圓明三傳弟子。他死於蘇軾到杭州的半年之後，蘇軾在《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中曾提起他，說「予在錢塘，親見二人」。以上是五個人。此外與蘇軾往還密切的還有孤山惠勤、惠思。蘇軾在熙寧四年到官三日就去拜訪過。又有詩僧清順、可久，前者住錢塘門外祥符寺，後者住寶岩院。還有宗本禪師，住南屏山下淨慈寺。所以蘇軾說：「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他又寫到自己與惠辯的交往：「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可知他結交僧侶的情景與心情。
　　
　　對蘇軾的佛教信仰產生重大影嚮的另一件事是他被貶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他本來對變法不滿，一些附和革新派的人利用他的詩文進行羅織，搞成一個文字獄即後來所謂「烏台詩案」，使他飽受折磨和屈辱。如果說在此以前他對佛教還多是感性的接觸，與杭州名僧結交也是六朝以來文人、高僧之間相交往的高風逸趣，那麼在經受現實苦難之後，他就進一步追尋佛理，企圖從中得到安慰與解脫。蘇轍在給他寫的墓誌中說：
　　
　　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蘇軾有《和子由四首‧送春》詩，中有句云：「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原注）。《法界觀》即宗密所作《注華嚴法界觀門》，這是發揮華嚴法界緣起理論的重要著作。他初到黃州時，住在一個佛寺裡，隨僧蔬食。現實的一切使他灰心杜口。他在《與程彝仲推官書》中寫到這個時期情形：「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黃州時期，蘇軾又結交了了元佛印禪師和詩僧寥參。了元曾遍參禪宗名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