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一樣的。”這可以算是一種文化現象。但不管是中國的“Chan”,日本的“Zen”,還是朝鮮的“Son”,它們都指向同一種心境。
  我願意說“Zen”而不是“Chan”,是因為我更習慣“Z”的發音。而且這也是禪誕生時人們的念法(語言學家對“禪”字古音的訂正傾向於  “dzian”)。在禪宗得以發揚光大的中國南方,或者更准確地說是江西贛江流域,今日當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禪”念作“Zen”。十七世紀滿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國之後,他們按照自己的方言規定官話的標准,禪在官方語言裏的發音才變成今天這樣。更何況,禪早已不再是中國的或者日本的,它屬於一切發願見性成佛的人,一切心無所住、笑對如此瘋狂時代的人。
  在電話裏,明堯邀我一起吃午飯。他的妻子明潔也會來。明潔是我上一本書的中文版譯者,所有人都喜歡她給中譯本起的名字:《空穀幽蘭》。在此之前,還真沒有人寫過一本關於中國隱士的書。《空穀幽蘭》的出版產生了一些影響: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個隱士協會。隱士協會將終南山區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記造冊,定期派人到山中分發藥品和食物,甚至郵件。
  明堯和明潔約我在一家素食餐廳見面。餐廳在北京城東北部的柳芳南裏,取名“荷塘月色”。淨慧法師的一幅字掛在門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①。淨慧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明堯、明潔,還有這家餐廳的主人夏澤紅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廳的主人過來打了招呼,然後把我們帶進了一個包間。明堯後來告訴我,夏居士是他主編的刊物《禪》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我找明堯的目的正與他這本刊物有關。我想知道,在中國出版一本與禪有關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資源和努力。就著一桌子素食和一種用新鮮梅花釀制的飲料,明堯向我娓娓道來。
  是淨慧創辦了《禪》。他在媒體領域的另外一項成就是把《法音》締造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期刊。這本雜志的內容包括佛教哲學和經典的討論,以及佛教界的新聞故事。1989年之後,淨慧決定創辦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禪師,禪的要義在於將修行與生活融會貫通,他覺得中國需要一本專門討論這種修行方式的刊物,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禪》,明堯主動參與了它的編輯工作。
  《禪》最初是一本發行量僅三千冊的季刊,隨後改為雙月刊,發行量也增加到兩萬五千冊。如此規模的雜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約六萬元人民幣用於編輯、印刷和發行,折算下來,每冊的成本差不多是兩塊五。雜志是免費贈閱的,它的經營完全依靠外界的資助。主要資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廳的老板,以及擁有服裝品牌“真維斯”的一個香港家族企業。不過普通讀者也會捐助一些錢。
  印刷和郵寄費占去了絕大部分成本。雜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間辦公室,但明堯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編輯工作。雜志被分發到各地的寺廟中供人取閱,同時,人們也可以寫信給明堯告知他們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後,柏林寺就會把雜志按地址寄過去。
  這本雜志從未在審查方面遇到過麻煩。明堯並不需要在出刊前將稿件送審,只要在雜志印出之後寄幾本給宗教管理部門。明堯告訴我,政府其實對這本刊物相當贊賞,把它視為其他宗教組織都應效法的榜樣。
  內容方面,《禪》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過大多數文章還是出自淨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們的共同點在於著重推廣“生活禪”——一種不論在小區公寓還是寺院裏都能實踐的修行。
  明堯告訴我,中國人正在重新點燃對佛教的熱情,但這種熱情還很膚淺,並經常是出於誤解。他說:“大多數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異能吸引,要么是在淨土宗裏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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