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達磨以前的中國禪學
菩提達磨觀見中國人有大乘根器，即泛海東來，經過三年時間，到達建康（今南京），這時正是梁武帝普通七年（５２２，有爭議）。武帝迎達磨於宮中，相與問答。達磨知機不契，遂渡江北上，到河南洛陽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後來慧可斷臂立雪求佛法印，達磨與安心竟，越九年授慧可袈裟，傳以法印，以「二入四行」並《楞伽經》四卷，用付慧可，要他單傳心印，開示迷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此創立了中國的禪宗。直到六祖慧能，大行於中國，宋時遠播朝鮮、日本，迄今流傳未衰。
禪宗，是中國佛教宗派中的特勝法門，教外別傳的心宗，不落言詮，不立文字，重實修實證，真參實悟。說禪宗不文文字，並不等於不用文字。在自悟方面，強調藉教悟宗；在悟他方面，更離不開經典。如六祖說：「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又說：「《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義。」這些言語，說明禪宗並非完全排撥文字的。故達磨授慧可以《楞伽》，黃梅、曹溪弘演《金剛》，都說明經教文字，對禪宗亦有大助力。從經教的翻譯與歷代師祖大德的實踐修禪來看，達磨沒來以前，中國已有禪學的濫觴，對後來禪宗的影響很大。現將翻譯禪經和注重禪觀修持的祖師大德的史實，略加介紹，說明菩提達磨以前，中國確有禪學流行，亦有禪觀之修持與實踐。
（一）安世高對禪經的翻譯
在東漢桓帝時，有安清字世高者，是安息國王正後的太子，幼以孝行見稱。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以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無所不通。國王死後，讓國與叔，出家修道。於建和二年（１４８）來到洛陽，譯出《安般守意》等經，為習禪者所重。這一史實可看作是中國禪學的開端。安世高本人既精習小乘經論，也諷持禪經驗，備盡其妙。《高僧傳》卷一說安世高「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及六十品。初，外國三藏眾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經》也。」
安世高從漢桓帝建和二年（１４８）至靈帝建寧（１６８—１７１）中二十餘年，譯出經論三十餘部。現存的《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二卷）、《禪行法想經》（一卷）、《道地經》（一卷）三經中以《大安般守意經》對修習禪觀特別重要。康僧會、道安等均為此經作了註解和疏釋。
（二）支婁迦讖敷演大乘禪教
在安世高來中國的同時，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來洛陽。於靈帝光和、中平（１７８—１８８）間，傳譯梵本。譯出了《般若道行品經》、《首楞嚴經》、《兜沙經》等，開始敷演了大乘教義，是為中國大乘禪教的開端。《道行經》即《放光般若》，所講空理，為禪教掃蕩門中的要旨。《首楞嚴經》的初譯，更為禪教所依用。《兜沙經》為《華嚴經·名號品》的異譯，後來禪宗門下亦多引用。《首楞嚴經》在梁代已成缺本，《兜沙經》一卷，現在《大藏經》中。特別是《楞嚴經》的教義，為後來禪宗門下所引用，對禪宗的影響很深。
（三）支謙譯經與大乘禪教
支謙是安世高、支讖以後的大譯師。《歷代三寶記》卷五說，支讖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謙，是為三支。當時人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月支國人。他的祖父法度，於漢靈帝世，率領該國人數百，來漢歸化，拜為率善中郎將。謙生於中國，博覽經籍，廣智多能，世間技藝，多所綜習，肩學異書，備通六國言語。獻帝末年（２２６），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吳地，孫權拜為博士。
謙慨歎佛教雖已流行，而經多梵語，未盡翻譯之美。於是廣收眾經舊本，譯為漢言。自吳黃武元年（２２２）至建興二年（２５３），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