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鵬居士撰
——談現代人讀經的問題——
關於讀經，國內曾經有過兩次重要的筆墨官司。
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後，當時由陳濟堂在廣東、何鍵在湖南，以及宋哲元在北方，以方面大員的身分提倡讀經。民國二十六年，何鍵先生還在三中全會提出過一個明令讀經議案，希望中小學十二年之間，讓兒童讀孝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到了大學階段，更當選讀他經。另外，冀察兩省也都提倡過中小學讀經的辦法。這一次的提議曾遭到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人物的反對，因此全國性的讀經政策並未實現。
第二次是在民國四十一年，當時賈景德先生在就任考試院院長後第一次公開演講中，特別強調今後的高普考要將四書五經列為必考科目，他又說：「先以考試來治標，再向教育機關詳研根本處置的辦法。」也就是希望把經書列入學校正式課程之中。這次的講話一發佈，立刻又引起了大規模的論戰，反對者中最激烈的，甚至指經書為「毒格碼」dogma，是現代化的絆腳石。儘管反對之聲如此激昂，但有鑑於大陸的淪陷與思想上的失守大有關係，因此經書雖然沒有成為學校課本，但是至少論語孟子到現在已經是中學生必讀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現代讀經，會引來第三次大論戰嗎？
今天如果再提出全國性的讀經建議，大概不免又要引起第三次的論戰，這也許對經書反倒有好處——因為每次論戰，總是將經書的可讀範圍又開放一些——但是我們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現代化的開放社會，用不著再藉筆戰來推行一個觀念，也不必由官方明令推行一個政策。社會的繁榮，中產階層的興起，為讀經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更有效的途徑。現在看來，由民間的力量來倡導將會比由官方的力量推行更有效，民間自發自動的研究閱讀也會比政府的功令更有成績；這就好比從北宋以來，民間講學不論在學術性和普及性方面都遠超過中央的學官，當官學成為利祿之學的同時，私人講學卻在民間造成了偉大的教化作用。最可貴的是，民間講學能夠不斷賦與傳統文化以新的生命和活力，乃能與時俱進，生生不息。至於官學，一則易於腐化，一則易於僵化，真正變成「毒格碼」——教條，容易招人反感，產生抗拒。由這一歷史教訓，加上現時代的民主要求以及社會的經濟條件，今天談讀經，最好由民間發起，由下至上地，由量而質地把讀經的風氣給打開來、給推上去，政府不妨只站在輔導的立場，因勢利導，從旁獎助。至於讀經會不會影響現代化的步驟，民間自然會根據本身的利害得失自動給予調節和判斷，這比打百場筆墨官司都有效——民主開放社會的好處不就在這些地方嗎？
稚老的「毛廁」、胡適的「不配」，盡成過去。
回顧以往反對讀經的意見，有一個現象很有趣，值得提出來作為提倡讀經的一個引子。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把國故的臭東西丟進毛廁坑裡！」（見吳稚暉學術論著，一二四頁），就由於他老人家這一句話，多少線裝書變成了衛生紙！但在這句響徹半邊天的格言底下還有幾個字，卻被國人給忽略了。這整句話其實是這麼說的：「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裡三十年......。」請注意，吳椎老只想把國故泡在毛廁中三十年，他說這話時是民國十六年左右，照算的話，老早在民國四十六年就該把線裝書們從毛廁裡給請出來了。何況在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不應該再把線裝書當衛生紙看待了。其次，當年反對讀經最力的胡適之，他也有一段「留餘地」的話，值得在今天給予兌現。在「胡適文存」第四集裡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大意是說由於經書古奧難讀，魏晉以來解人無多，因此我們現在還不具備有讀經的資格。但是在這篇文章的末尾，胡適也「留了一筆」，他說：「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得多了，也許可以稍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