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籌備了三年
　　
　　自從一九九六年陪同二百九十八人訪問大陸之後，就覺得應該要走一趟中國南方。因為中國的禪宗，就是從南方的海上傳到廣州的，嗣後六祖惠能也是在廣州落髮，現出家相。雖然中國禪宗後來有「南頓北漸」之說，但從六祖惠能至第七祖南嶽懷讓、青原行思，一直到現代中興禪宗的虛雲老和尚，都是南方人，而且也都是在南方興建道場、弘揚禪法的。
　　
　　動了這個念頭之後，便從一九九九年開始計畫，施建昌居士也因此到大陸考察了好幾次。但是由於當時台海兩岸的政治問題相當吃緊，所以暫時作罷。後來到了二○○○年，我出席聯合國宗教暨精神領袖高峰會議，遇到了大陸代表團的領導人員，便當面向他們探聽口風，結果他們要我以書面向北京接洽，但是希望我不要帶太多的人去。
　　
　　二○○一年，我的一位信眾蕭傑先生，他是在美國長大的華僑，在大陸投資許多事業，有一次去浙江的一所名剎參訪，向他們提起我，並說我是他的師父，剛從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弘法回到美國。我在馬來西亞做的兩場演講，每場聽眾都有六、七千人。浙江那座道場的一位護法聽了，便要求這位華僑信眾勸說我去大陸弘法，保證每場都會有幾萬人來聽。我得到消息之後回答他們，這必須要透過北京中國佛教協會和國家宗教局的許可和邀請，我才能去。經過那位信徒幾番的奔走接觸，最後還是要我向北京提出書面的計畫。我不太懂得大陸宗教政策和法規的狀況，因此只有把事實寫成書面說明，結果並沒有得到回音。後來經過側面的探聽，才知道這樣的弘化活動，很難受到批准的。
　　
　　直到今年（二○○二年）春天，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到台灣巡迴展出，剛好北京宗教局的幾位高級領導，以及全國佛教界的長老法師、大德居士，全部到了台灣。由於我們法鼓山也參與了接待的工作，於是我再度提起到大陸南方做禪宗探源的意願。他們口頭上是答應了，不過認為五百人的訪問團，對於大陸各寺廟來說，無論是接待或是旅途中的安全，都是大費周章的事，因為他們從來不曾接待過這樣一個大團體。
　　
　　即便如此，我們法鼓山內部還是照常進行這項計畫，希望能在二○○二年十月三日至十六日間成行。首先，我們組成一個非常堅強的籌備小組，由執行長施建昌和專案祕書廖雲蓮任總指揮，分別負責大陸實地預訪以及行程的安排、旅行社的接洽、接受報名、製作衣帽和手冊、備置禮品等各項行政工作。施建昌居士因此去了大陸五趟，事先訪問了一、二次我們預定要訪問的寺院，還到預訂的旅館試住、試吃，他擱下自己的工作為大眾服務，真是費心、耗時又花錢。
　　
　　而在行政作業方面，由於我們無法掌控大陸的狀況，對團員的報名資格以及參加的人數，也沒有辦法有效的把握，所以狀況頻仍。有不少報名的信眾最後因條件不合而退出，還有一些信眾是報名之後又退出，退出之後再報名，甚至到了最後三天，還有人退出。這對行政工作來講，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麻煩事，幸虧大家都是為了護法、學法、弘法，即使做到日以繼夜的不眠不休，也沒有任何埋怨。
　　
　　不過最緊張的，莫過於到了九月中旬，仍然沒有得到大陸方面的消息。雖然並沒有不允許我們組團到大陸訪問，但是沒有得到核准文件，如果我們貿然前往，就成了不速之客。因此我親自給北京方面寫了一封信，請他們能夠給予我們這個巡禮團協助。這次的回音倒來得相當快速，三天之後，也就是九月十八日，就收到國家宗教局的正式邀請函，接著九月二十二日，又收到中國佛教協會的正式邀請函。這樣一來，此行反而成為大陸中央政府主管宗教事務部門以及中國佛教協會主動邀請我們。在形式上，並不是批准我們的要求，而是我們被動接受邀請。受到這樣禮遇的安排，是我從來不曾想到過的。
　　
　　也正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從